外震惊的结果，亦让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杀手的缘由。
作为革命同志，汪精卫对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极感痛心，但作为革命党的青年领袖，他对革命前途愈发关切，对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功的问题，倘若像武昌举事之类付出巨大代价而一无所得，那不是革命的应有之意而是中国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经常性暴力革命的失利会带来阴影，不仅是对革命党的士气不可估量的打击，而且对民众的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渴望安定，厌恶杀戮是大多数人的本性，如果革命党一次又一次诉诸暴力而宣告失败，只能进一步加剧民众对革命的反感以及他们对革命党的厌恶。如果违背这个趋势，革命永远没有胜利的那一天。
这次查处钦差大臣暗杀案，汪精卫是他熟悉不过了，行事手法、所用武器都是典型的革命党特征，他坐不住了，一反常态，主动向善耆要求，希望能够参与此事的查办。
对汪精卫态度的转变，陈璧君有着深刻理解。汪精卫在目睹两湖革命党的下场后，对革命党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他流着泪对陈璧君说道：“小妹，革命的形势远远还没有成熟，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同志们白白枉死了。”
“只是你这话孙先生未必听得进去。”
“不需要他听进去。”汪精卫的表情很古怪，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热情一贯是异常敬佩的，他只是说道，“他的考虑和追求我明白，但是我不能为了这种远大的追求而让热血青年前赴后继地去送死，那不是革命领袖，那刽子手，是杀人犯。”
“咱们能怎么办呢？找皇帝求情？”
“不！那没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汪精卫的态度斩钉截铁。
“可是，四哥，你要想好了，自从报纸上登过咱俩结婚的消息后，孙先生和革命党已经认定我们是革命的叛徒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举动，更加坐实了。”陈璧君忧心忡忡，但她的关心只限于自己心爱的男人。
“对革命的执著，我汪兆铭从来就不甘人后，对慷慨赴死的从容，我汪兆铭从来就不曾害怕。可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我死很容易，要成全自己、保住自己的名声亦很容易，但这样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汪精卫的情绪很激动，“难道我们的名声和所谓的作为就要建立在一批又一批有为青年的牺牲上么？难道一定要腥风血雨才能达到国家改良的目的么？我们是为了国强民富，暴力只是手段，当暴力成为目的之时，革命已经背离了初始的本意。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别人的讥讽与谩骂？不……我要救这些同志！”
对汪精卫的请求，善耆和赵秉钧两人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就向林广宇做了禀告。
面对汪精卫被捕后第一次要求合作的态度，林广宇的意见异常明确：“照准，注意保密！”
合作显然需要双方各自付出代价，汪精卫承诺，协助赵秉钧等人查办暗杀大案，帮助查获直隶革命党组织；赵秉钧承诺，抓获革命党后，一个不杀，由汪精卫加以劝说，愿意具结悔过者当场释放，不愿意的亦不为难，以关押三年为限，三年后无理由释放。
但是，事情深入调查的结果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汪精卫的接触与调查也好，内政部探子的打探回来的消息也好，都证实了一点不寻常。
——对岑春煊和载泽两人的暗杀，从来就不是革命党人的既定计划，甚至在远在海外的革命党领袖们同样并不知情。所有这一切只是同盟会天津支部的一个成员，而他在举事之后已神秘地失踪了。
再深入调查下去，发现这次暗杀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党举事，而是有人提供经费、提供军火、提供情报，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暗杀行动，其真实意思是要借革命党的手铲除某些人。
革命党居然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第一百一十五章 革命前途[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