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川岛等黑龙会众人在京师的表演在国内虽然知之甚少，但在革命党内部，却几乎是人尽皆知的秘密。面对同盟会高层过分仰仗日方的方针，甘愿为日方地下组织效命的行径，不惜与八旗亲贵相呼应的策略都表示了严重不满。性格暴烈的，主张彻底革命的，对孙中山的勾勾搭搭表示愤慨，性格温和，主张国体改造的，则对同盟会的行为表示失望。
在南洋、海外，众多的华侨亦对革命党与日方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表示愤怒，认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革命原本是为了改造国家，增强国力，以更好地应对外国欺压，结果现在革命党主动与外国接洽，不惜摇尾乞怜，不惜卖身投靠，这岂非是另一种方式的引狼入室？革命党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保不住日人的势力长驱直入，这国家只是换了国号，其余一概无异，岂非自欺欺人。
1911年的夏天，以众多会员退出为标志，同盟会在日本、南洋乃至于海外均面临着总崩盘的危险——经费没有着落，势力四分五裂、领袖争吵不休，会员急剧减少，在国内的机关要么被内政部连根拔起，要么主动出首，损失的干干净净。
在广州新军遭到清洗为结局，各地新军排除了革命党有组织、成体系的渗透与影响，虽然或多或少还有革命党或者革命党的同情分子潜伏在新军中，但像广州那样大肆活动，掌握队伍管理大权的情况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革命思想只是停留在个别人脑海中的第二种政治选择，不具有也不该具有荡涤一切的理想。
大批亲贵遭到清洗、神机营等驻京八旗勒令解散之后，改良旗务、消弭满汉畋域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这种成熟，一方面反映在反对势力、既得利益群体大大减小，对皇帝推行改革不构成威胁这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朝廷通过抄家掌握了大批生产资源。从这几百号八旗亲贵家中抄出来的银两虽然比不上前次抄奕劻家那样的丰收，但架不住人多，积累起来亦达到了2亿元以上之数，而田地、房产、古董、珠宝、字画等非现金资产则是庆王府上的10倍。这些资产在赏赐、抚恤完毕之后，保有量依然超过8成。通过在短时间内消灭一大群高层权贵的手段，朝廷掌握了改革的经济实力。
7月28日，皇帝下发了《旗丁改筹生计谕》：“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京师与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日繁，衣食窘迫，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职业，亟应另筹生计，俾自食其力……现朝廷按照旗丁计口授田，旗丁归农之后，所有钱粮诉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期于化除畋域、共做国民，拥护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
按照这份上谕的规定，凡是自动、自愿申请脱离旗丁编制者，除一次性发给相当于三年的旗丁口粮外，还可以按照人口，每户授予100亩土地，超过5人者，每增加一人，增加土地20亩，并另给100元安家费。这些费用的开支，全部从此次叛乱抄家所得中开支。如果旗丁愿意返回东三省进行屯种，则可以安排2倍的当地熟地，“以示优待”。同时，上谕亦明确规定，无论自动申请脱离八旗者，10年后朝廷消灭八旗制度，不再为八旗拨付1分钱。你脱离也好，抱残守缺也好，最多也就10年。
对于贫苦的旗人而言，这份上谕不啻于天上掉落的馅饼，好的不能再好的待遇了，光是100元安家费就可以折抵多年的钱粮，更何况每家还有100亩的土地——哪怕自己不善耕种，雇用佃农干活都能混个小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谁都乐意。上谕甫一传出，京师的贫困八旗最先回味过来，忙不迭地向宗人府请愿要求脱离八旗，宗人府受理最后也不含糊，当下就发了安家费、计口田，同时购销了旗务手册上的名单。
当然，也有人极为不满意，尤其是享有一定特权，拥有爵位的八旗子弟不满意既得利益的丧失，但在挑头的几个跳出来之后，宗人府迅速以叛乱余党查办之，抄家夺爵，干脆利落。经过如此的“正反对比”，轰轰烈烈的去八旗运动在全国开展……
第一百六十七章 趁势改革[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