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毫无需求的。它原产于热带，极畏寒，经霜易死，在北方只能趁无霜期种植收获。尽管如此，越往北则块根纤维越多，甜味越少，品质下降。但也并非越热越好，土温要求在35c以下，否则生长迟缓。其最有利的土温为24c；甘薯耐旱，在育苗期间只需少许水份就可正常生长，生长初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最易生长，生长中后期，需要干热中偶有骤雨；甘薯生长期均需要充足的日照；对土壤没有苛刻的要求，但以疏松较干（并非完全干燥）的土壤为宜。这些条件，和它对原生地的适应性有关。
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甘薯就会有很好的收成。明清时期甘薯的耕作制，在北方有一年一熟单种的（主要是东北、西北的春薯）、有二年三熟的（主要为华北的夏薯，与小麦、春粟轮作），在南方有二年三作、二年四作、二年五作、一年二作、一年三作诸制。主要与水稻轮作。记述的亩产数字，普遍较高，有的说“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有的说亩产三四千斤、有的说”上田一千二百斤，瘠田五六百斤”，有的说“亩可数石”、有的说“一田之地收可十余石”，有的说 “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甚至有“上地一亩收万余斤，中地七八千斤、下地六百斤。每万斤晒干三千五百斤”的说法。这些说法中多有夸张，乃古人之通病。上引吴宝华的《中国之农业生产》中说“全国生产量甘薯达三万二千市担”，按照当时的播种面积，则亩产为一千市斤，折合薯干250市斤。共初甘薯亩产往往不到千斤，到20世纪70年代变成一千公斤以上，现在则有亩产3吨的新品种。
然而，和玉米一样，对甘薯在明清时期的种植面积不宜有过高的估计，《中国经济研究（上）》中也有19311934年的面积数字：“甘薯之栽植亩数占作物总面积2，”约32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37，张心一估计三十年代初二十五省甘薯播种面积2700万亩，占作物播种面积的176，占耕地面积的2，盛家廉等著《甘薯》一书中说1930年以前甘薯栽培面积为2701万亩。而到1949年，薯类播种面积达到了105亿亩，占耕地面积的 67，现在甘薯播种面积则约为530万公顷左右。可见甘薯和玉米一样，播种面积在民共两代快速扩大。而在明清则种植范围虽大，实际种植面积却很小。估计1840年以前，不会超过作物播种面积的2，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
甘薯的播种面积比玉米更小,原因和它的自身缺点有关。甘薯虽然收成很多，但是含水量也很大，除去水分，重量只剩下了原来的14到15，吃下去同样重量的甘薯，营养和热量的摄入却显然不如其他粮食。如果煮食，由于甘薯甜而腻，容易使人产生饱的感觉，其实那不是饱，而仅仅是腻。作为副食，这并不算什么缺点，但如果作为主食，却会悄然的导致热量和营养严重不足，使人日趋衰弱。甘薯甜而软烂的果肉，很难与其他菜肴或调味品相配，这就进一步制约了其作为主食的用途。因此即使到今天，甘薯在除中国外的各国作物中所占比例仍是很小的（中国对甘薯的重视除工业用途外，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压力的原因）。
总之，玉米和甘薯作为新引入作物，在明清的播种面积很小，对国家人民的作用其实并不显著。这也许不符合一般大众的固有观念，但却是合乎情理的。古代技术的发展，一般而言是缓慢的，作为人民生存根本的粮食作物的改变，更是受农业惯性的显著制约。从客观上说，新品种的引入需要适应本地环境，需要改良，需要学习或摸索出新的技术来管理；从主观上说，古代主要凭借经验从事农业，对毫无经验可言的新作物，摸索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怀疑，官员的慎重，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如何使新作物融入到原有的经济体系中，如何使它找到适合自己的适当的位置，都需要时间。可以以小麦作为对比。小麦是很早进入中国的外传粮食作物，在商代就已经见诸文字，但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逐渐受重视，之后虽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直到唐代，小麦仍与土产的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至于小麦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那是在宋代的事情了。整个时间跨度长达1500年左右。相比之下玉米和甘薯400年左右的推广期，还算是快的。
马铃薯，俗称土豆，在明清时期没有引进种植。来自各地的老农对土豆毫无所知。
烟草，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1216米,叶片较大,夏季开浅红色花朵。是新大陆物种中唯一祸国殃民之物。明清古籍中提到的烟草传入中国路线有三条：一为菲律宾至台湾、漳州、泉州。明姚旅《露书》记载：“吕宋国有草名淡芭菰,一名金丝烟,烟气从管内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可治头虱。”“淡芭菰”是对西班牙文“烟草”的音译，愿意为西印度群岛中的达巴戈岛。系以地名称呼植物；二为越南传入说。宣统年间的《高要县志》卷十一“实业”说“烟叶出自交趾”。但古代地方志作者一般是文人，往往不熟悉生产实践，也不熟悉科学技术，此说在农业传播史上找不到相应的证据，也没有实物或基因检测的证明，看来不过是人云亦云的讹说而已；三为朝鲜传入辽东说。据乾隆年间《盛京通志》“物产”和《皇朝通志》“昆虫草木”中说法，清太宗崇德年间，朝鲜烟草流入中国，上瘾的人很多，后金白银外流，清太宗认为应当自产以杜绝进口，于是鼓励了后金领土内的烟草种植，由于当时有“吸烟御寒”的说法，上瘾吸食者越来越多，东北大姑娘抽烟袋的说法估计肇始于此。此说跟西方人与日本的交往时间一致，也能从朝鲜的烟草种植史中得到证明。唯独时间稍晚（约17世纪20年代末开始），看来烟草传入中国有南北两条道路。
烟草的唯一用途就是制造可慢燃生烟的干叶，烟叶中含有尼古丁，可以提高人的肾上腺素分泌，提高应激能力，令人感到工作能力加强，且心情放松。但久吸成瘾，一旦不吸便产生戒断反应，即停止吸烟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便开始想吸烟，并感到坐立不安、烦燥、心神不宁、手足无措，继而出现头痛、心慌、乏力、腹部不适、恶心、腹泻、精神萎靡、注意力难以集中、爱发脾气、困倦及睡眠障碍等等可单独或共同出现的症状。这种种症状使戒烟者对烟草的渴求更加强烈。这些症状一般在戒烟后的三四天内最为突出，尔后在1个月左右渐渐消失。但少数症状，如注意力难以集中、困倦等可持续很长时间。一旦复吸，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烟瘾会随着烟龄而逐渐增大。由于烟叶中含有包括尼古丁在内的多种有害物质，对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均有很大伤害。常见的与吸烟有关的致命性疾病是动脉粥样硬化(造成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病变)；肺、胰、膀胱、、喉、食管、还可能有乳腺和结肠的癌症；以及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等。
明清烟草用于防治害虫，还算是有些用处，但毕竟主要用于人的吸食，因此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对。明清医药、农业类书籍中多有揭露种烟、吸烟害处者。《齐民四术》、《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从破坏经济方面说明：“烟出于淡芭菰国。前明中叶，内地始有其种。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拾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以致各处膏腴皆种烟叶，占生谷之土已为不少。且种烟必须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旱田四亩。又烟叶除耕锄之外，摘头、抓虫、采叶、晒簾、每烟一亩统计之，须人五十工而后成。其水田种稻，合计插种、拔秧、蒔禾、芸草、收割、晒打，每亩不过工；旱田种棉花、豆粟、膏梁，每亩亦不过十二三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以种烟之耗粪与耗工乘除之，则其耗谷殆不可计算。不仅占生谷之土已也，且驱南亩殖民为做烟、打捆、包烟者，其数又复不少。至各处开烟袋店铺，烟袋头尾大抵销青黄铜钱为之。制钱十文重一两，而好铜每两则值制钱二十余文，故虽严法不能禁。沮坏钱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吃烟。耕芸未几，坐田畔，开火闲谈，计十人做工，只得八工之力，其耗工又复无算，减谷亦无算。所谓烟耗谷于暗者，其弊如此。”（《齐民四术》庚辰杂著二）
烟草传入之初，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四年(1641)两度诏令禁种禁吸，但禁而不止。且边兵以“御寒”为借口要求合法化，经洪承畴上书解除禁令。到崇祯末年在辽东已经到了“三尺童子无不吸烟”的程度。之后虽然清朝皇帝均不吸烟，宫中禁烟，且朝廷上也有几次禁烟的议论，但终于不能制止。
明清时期的林业和牧业都处在持续的萎缩之中，究其原因，无非是在中国传统精耕细作模式下，人口压力增大之后，作物种植，尤其是粮田占地太多，林业和牧业不得不被排挤。明代中原江南几乎所有可耕之地都已被开垦，牧场几乎绝迹，森林也难觅踪影。在清以后，更是无处不耕，无处不垦。连悬崖边上的尺寸之地，农牧分界线以北本不适合农耕的少雨地区，也种满了庄稼，在这种情况下，林业和牧业基本崩溃了。皇宫中的大柱，都只能采取诸木拼接，而不能采用单独的大木，居住所用的木材已经难找，大船的消失，也和林业的萎缩有关。在农区不仅汉代到处养马的情况已成遥远的传说，就连本是农家必备的牛，都成了富家专利。在这种情况下《天工开物》已不提及果树、牧业，《授时通考》对林业、牧业有关内容也比王祯《农书》有了明显压缩。
然而这一时期在果树种植技术和家畜家禽的养殖技术方面，仍然有些进步。最突出的是果树选种育种取得的成就。明清出现了无患子等新物种，原有的果树，新品种也不少，山东莱阳庄梨、秋白梨、上海水蜜桃，是在明朝培育出来的。明末徐火勃（同一字）的《荔枝谱》记载福州一带荔枝品种就达43个，而同一地区在北宋年间的荔枝品种为32个。此外果树的嫁接技术稍有进展。在房前屋后等隙地也种植一些经济林木。
牧业方面，牛、马的培育乏善可言。尤其在农区民间养马基本消失，牧区的管理又千年如一日，几乎没有进步，尤其血统论的缺乏，一向构成蒙古马发展的致命病根。但明中期开始与蒙古广开互市，到明末引进马匹高达三百万匹，这就有效的缓解了中原的马匹不足，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都可以有数万骑兵。明朝并未出现宋朝那样的马荒，与蒙古的互市功不可没。清代的马政同样衰弱。伊犁马厂定额二万八千匹、察哈尔的两翼牧厂定额四万匹，已经是全国最多。以后越来越糟，马越来越少而质量越来越差，以致于清末有人发出了“地气其尽乎！”的悲叹”（《清史稿?兵志》）。牛因为具有耕作作用，所以还有很大数量。明清时期出现了秦川牛，特点为心肺健康，强壮，而且不易受惊，这点对于耕作用牛来说很重要；另有南阳牛一种，特点是体型高大，速度快。秦川牛毛色以红、粟居多，南阳牛多浅黄，它们都属于黄牛类。
猪为我国古代主要的肉用动物。明清期间华南猪和华北猪的两大类型已基本定型。华北猪为大耳猪，华南猪为小耳猪。华南猪骨质细嫩，生长快，繁殖力高，抗病力强，18世纪传入英国，成为大约克夏猪的祖先之一。猪的饲养较容易，因此它们的数量并没有下降，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尽管增长幅度慢于人口的增长。
由于鸡鸭等小家禽容易饲养，因此在明清期间还是普遍存在，并且培养出了很多新品种。
乌鸡在明清期间得到推广，主要产于江西泰和县，它的特点是白色的丝状羽毛和黑色的骨骼。因此被称为丝毛乌骨鸡，简称乌鸡。传统上认为它有治疗妇科病的良好效果，“乌鸡白凤丸”的主要成分就是它。这种鸡庄不鸣见过，也吃过，外形确实奇特，至于味道，与其他鸡没有什么区别。17世纪乌鸡传入日本，后来又从日本传到西方，在那里它主要是用于观赏；
三黄鸡最早的记载是崇祯十五年《太仓州志》：“鸡出嘉定，曰黄脚鸡，味极肥嫩”。它的喙、小腿、毛都呈黄色，所以被称为三黄鸡。它的块头很大，成年雄鸡可长倒九市斤以上，所以又有九斤黄、九斤王之类称呼。后《南汇县志》中说：“鸡，产浦东者大，有九斤黄，黑十二之名”，是世界上一些肉用鸡的祖先之一。直到现在，仍是我国优良的肉用鸡种。这种鸡庄不鸣从小吃到大，小时候的家养鸡感觉难嚼，90年代以后密集养殖的大量销售，想吃小时候肉质坚韧，肉味甜美的好鸡，却已经很难了；
狼山鸡 最初培育于江苏南通一带，为肉蛋两用鸡。近代传入外国，成为奥品顿、澳洲黑鸡等著名产蛋鸡的祖先之一；
辽阳鸡 《本草纲目》记载西辽有食鸡、角鸡良种，光绪年间的《辽阳乡土志》将它们归并称为“辽阳鸡”，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辽东大骨鸡。主要是肉用；
矮鸡 《本草纲目》记载“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余也”。其实矮鸡有很多种类，有名的有北方的油鸡（因肥胖得名），南方的浙江仙居鸡。除观赏外，主要用于产蛋；
寿光鸡 清《寿光县志》记载：“鸡比户皆畜，鸡卵甲他县，皮有红白之殊，……雄鸡大者高尺许，长冠巨爪，为一邑特产。”这种鸡常用于斗鸡——斗鸡早在战国就是齐鲁一带的重要娱乐；
另有柴鸡一类，主要是蛋用。
优良的鸭种有：
北京鸭它的据说历史有三四百年。最初源自北京东郊潮白河一带，后在玉泉山一带喂养。那里水草丰盛，鱼虾很多，经过长期放养优化，形成了北京鸭。它毛色纯白、生长发育快、脂肪多、肉质鲜美，适应性强，是北京烤鸭的原料。庄不鸣曾去全聚德吃过多次，初尝感觉尚可，但吃过几次感觉不能与盛名相符；
高邮鸭 主要分布于江苏里下河地区的高邮、兴化、宝应三县。是蛋用型鸭，产双黄蛋的比例较高。嘉庆《高邮县志》曰：“高邮水田放鸭生卵，腌成盛桶，名盐蛋，色味俱胜他方。”
另有广东南雄的雄鸭、四川建昌鸭等，均为明清时期培育出来的著名鸭种。
在家禽养殖方面，明清时期的进步是人工孵化已经完善。《三农纪》记载有三种方法：炕孵、缸孵、桶孵。大体上是依靠土法增温与恒温。
在家畜饲养与管理方面，明代的主要进步是推广了马蹄铁。马蹄铁可以使马蹄不磨损，从而增强马的耐久力。在兽医方面，主要是牛马的针灸学得到了发展，但很难说这是一种进步。
满清执政后，从入关就屡次大兴文字狱，大肆迫害正直气节之士。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北乡雅溪牌坊村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前后六次应试不第，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著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遂不再应试，曾旅游大江南北，行迹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注重实学，从东北捕貂到南海采珠、和阗采玉。崇祯七年（1634年）任江西分宜教谕（县学教师），开始编著《天工开物》，崇祯十年（1637年）由友人涂伯聚发行。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往安徽毫州就任知州，州内因战乱破坏，官员大多出走，百废待举。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建立书院。甲申（1644年）年，亳州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回乡。明朝覆灭，在南明任过职，清兵南下，大哥宋应升服毒殉国后，宋应星隐居不仕。大约是康熙初年去世。著述多佚，1977年，大陆发现了宋应星的《野议》、《谈天》、《论气》、《思怜》四部著作。宋应星著作极多，其中以《天工开物》最出名。历经劫难流传下来的著作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失传的著作有：《画音归正》《厄言十种》《美利笺》《乐律》《杂色文》《原耗》。就连《天工开物》，在满清高压荼毒下，《天工开物》被满清官府秘密收藏，束之高阁，在中国民间失传，这本奇术辗转流传到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到了满清末年甲午战败后，留日中国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满清恶政流毒可见一斑。
牛耕普及之后代表农具发展水平的最显著标志显然就是犁了。古代犁自唐后期的曲辕犁以后千余年间，没有大的进步。但农业从业者都希望有更有效率的犁。于是明清出现了“特用大犁”，又称特用深犁或坚重大犁。这种犁有利于深耕或开垦厚重粘土。它需要套用两到四头牛，有时在大犁犁过之地，还需要“一牛独犁以重之”。采用这样的大犁可以实现“转耕”和“套耕”。关于转耕，郑世铎的注释是“转耕，返耕也。或地耕三次：初次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于二耕，五耕返而同于初耕，故曰‘转耕”。在明清人口压力下，采用超强畜力犁田是一个趋势。多牛拉拽的特用大犁也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不过当时的挽牛具仍是老式的木枷和麻绳，没有改进。可惜的是，由于牧业的萎缩，需要多头牲畜的大犁没有推广，在明清时期得到重视的倒反是那些不需要牲畜的人力农具。人力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当时的农学家对此有不少介绍和推荐。明天启年间的王征《新制诸器图说》推荐过贝松原创的“木牛”（一名“代耕”）。这种人力犁采用绳索牵引方法操作。绞关为两个“a”字型的木架，彼此相连。运用带手柄的辘轳，耕地两头放置两座绞关，绳索长度设定为田长度的两倍，在犁架的铁环上栓牢，犁为欧式轮犁。每座绞关一人操纵，操作方法如下：一人扶犁，田地一端的绞关操作员拉动辘轳手柄，则可运用杠杆原理较省力的将绳索拉到自己一边的辘轳上，带动犁架拉向自己一边，犁刀自然就可以犁田了。待犁到尽头，另一端的操作员开始拉动手柄，就可以返回去再犁一次。屈大均称它“一人一手之力，足抵两牛”，为“耕具之最善者”。其实这种犁适用于轻松的土地，而不能运用于粘重土地。而且需要整个机械还是较复杂，重量较大，在田地中挪动不尽方便，因此没有推广开来。据谈迁的《枣林杂俎》，类似的设计出现的还要早得多：成化二十一年，李衍总督陕西，为发展农业，减轻灾害的影响，也“作木牛，取牛耕之耒耜易制为五：曰坐犁、曰推犁、曰括犁、曰抗活、曰肩犁。可水耕，可山耕，可陆耕。或用二人，多则三人，多者自举，少者自合，一日可耕三四亩。”嘉靖二十三年（1544），郧阳知府欧阳必进也设计了人力犁。这些本土人力犁和欧式人力犁的区别在于没有轮。然而仍有连人力犁都用不起的，那么就要使用铁搭（又称铁扒）了。铁搭有四到六齿，齿锐利而微弯，安装木柄之后长约四尺（约 13米），兼有翻土和平碎土块的作用。若农民之间实行互助，则每日可翻地数亩。若一人使用，则只能日耕一亩。
畜力播种机，也就是耧车，主要用于北方，明清古籍中都有介绍。在《天工开物》中较详细的说明了它的结构和用法：以木料构成框架，上方安装小斗，底为薄铁板，钻出仅容小麦粒经过的若干洞眼。木架下面还设有两面犁地的铁刀，这样，在播种时可以开沟，随着耧车的摇动，种子就自然的撒到土地里，如果需要多撒，就鞭笞牛，使其快走，自然摇动加剧，下种就多。播种之后需用驴拉动小石碾，压土埋麦。这种播种机在明代北方称为“耩”。与《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耧车的主要差别是犁刀由三面变成了两面。
收割农具方面，江南一带采用了锯齿刃镰刀，其刀身很短，刃部为钢制，使用时可以自利，一般不需要磨刀。加工用具方面，明初安徽屯溪有水轮三事的实践。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复原品就是按此仿制的。明清时期还改进了掼桶和稻床。掼桶为方形木桶，桶底有两根长脚，可在稻田中拖动，四面可同时容四人掼稻。稻床有四足，前俯后仰，床面一般用竹片横贯，可容两人在稻场脱粒。
明清时的灌溉工具有人力水车、畜力水车、水力水车、风力水车四类。均各有用。人力水车分手摇式和脚踏式两类，手摇水车一般车槽短小便于搬动，只需一二人就可操作，适应于小面积灌溉、脚踏式水车车槽较长，需二至四人同时劳动，用工与浇灌面积均超过手摇式。当时的经验认为水车与水平面的倾斜度为10度时提水效率最高；畜力水车见于《天工开物?乃粒》，一般用一牛拉动转盘，通过齿轮组的运动带动送水带源源不绝取水；水力水车需利用有较强水流的活水，这种水车现在仍有很多，无需多说。风力水车据宋应星说多见于扬州地区，若风向适合，则可通过齿轮组运动进行排水。但不能用于取水。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却记载“淮、扬、海三处，用风帆六幅，车水灌田”，风车既可排水，自然可以很容易的改装为灌溉设施。明清水车的构造：“风车者，借风力来回转动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约7米），直径二丈六尺许（约9米）。上安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啮合，则水车能旋转，引水而上”。各种灌溉排水设施的效率，老式的桔槔、辘轳不足道，手摇式水车一人终日劳作，灌田二亩；脚踏式一人操作，灌田五亩；畜力水车10亩；水力水车据说可使百亩农田无忧。（均见《天工开物》乃粒）风力水车的效率不详。不过其使用条件较其他水车为苛刻。明清的一般水车，风力在3米秒以上，方能驱动，7米秒时最为适宜。15米 秒以上，便有遭破坏的危险。且需要较稳定的风向，因此使用受到限制。
明末中西交流增加，王征在《奇器图说》中介绍了欧洲许多复杂的农业机械。徐光启等将西式灌溉设施和用具引入中国。有龙尾车、玉衡、恒升三种。龙尾车就是当时的阿基米德螺旋提水机。据说其提水高度可以达到人力水车的五六倍。但必须固定位置，而且结构复杂；玉衡就是双筒抽水机、恒升就是单筒抽水机。均利用气压吸水。因为当时国内加工工艺不过关，难以保证气密性；另有塔式风车，这些引入的农用复杂设备和水利用具都因为结构复杂，工艺要求高而没有推广。
总的说来，明清农具与前代相比进步很少，在此阶段中国农具的发展基本已经停滞了。先进复杂的大型农具和农业设施（主要是引进产品），因为工艺无法满足需求而无法推广。由于牧业萎缩，畜力的使用也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清以后，有牛者即被视为富人。维持传统小农一户一牛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提高畜力机械的利用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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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章 附注 停滞的明清农业[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