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近奉诏赴阙，而闻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后，精力未复，辄敢陈奏辞避，续奉朝旨催促，臣即时治行上道，又闻降制，擢臣为枢密使。缘三司惟治钱谷，臣尚恐衰劣隳败，有误国计，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无不总领；边防处置，动系安危。当此之时，陛下宜选不世出之才，以协中外之望。如臣识虑素短，又身有宿疹，实不可玷冒恩宠。已两次具述诚恳，上渎圣听，乞早赐追寝新命，只令臣于三司供职。臣虽疲瘵，若朝廷责以岁月之效，亦望稍给经费。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诚知大祀俯逼，君召不即奔赴，合抵严诛。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饰诈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虽就戮，实无愧恨。臣见到韦城县，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望特回圣意。
然而，韩琦第二封札子递上去，却依然没有回音。
看来朝廷成命是不可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韩琦不得不继续上路，在将近都门之时又上了第三封辞免枢密使札子。
韩琦连上三道辞免札子都没有得到朝廷回音，至此，韩琦出任枢密使一职已成定局。
但事实上，宋仁宗这次改任韩琦为枢密使，和韩琦辞免三司使一职毫无关联，其后面真正的原因，是仁宗皇帝想保全战功卓著的狄青。
中国数千年历史，几乎每一个朝代，凡有安邦定国之功的大臣，最终都难以逃出“功高震主”的怪圈。即使这些人再谨小慎微，并且在皇帝面前得到认可，他也很难躲过别人的猜忌。
此时的大宋帝国一代名将狄青也是如此。
狄青为人慎密寡言，但却以爱兵而颇得军心，这就使那些自认为是忠君爱主的人有些忌惮。犹如当年任枢密副使的武将王德用，被以“头枕乾纲、貌类艺祖”黜出京城一样，狄青也逃不脱被黜出京城的下场。更况，王德用当年才是枢密副使，而今天的狄青，实实在在却是手握军权的枢密使。
狄青的离京，比王德用更多了一层“天诫”的色彩。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上至皇帝下到臣民，没有任何人敢对上苍降下的灾异、以及频频出现的异常天象熟视无睹。从宋仁宗嘉祐元年开始，帝国的国运和天子的命运，似乎就笼罩在一连串的不幸之中：
嘉祐元年正月初一，京师大雪。就在前一天晚上，仁宗皇帝还在禁中赤着脚祷告上天，希望这场大雪早日停止，结果第二天雪是停了，但宋仁宗却因此受了凉，早朝的时候暴然中风，倾然倒在龙椅上。幸而左、右内侍机灵，慌忙上前从仁宗嘴里抉出啖涎，总算是没有酿成天子突然“驾崩”的严重后果。但仁宗皇帝这次中风，却使他本就多病的“龙体”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正月初五，宋仁宗在紫宸殿设宴，款待来祝贺元旦的辽国使臣，宰相文彦博捧着酒到御阶上为仁宗贺寿，神思不清的宋仁宗看着文彦博，竟呆呆然地问他：“你不高兴吗？”文彦博知道皇帝这怕是又犯病了，一时错愕无言。幸好，这次仁宗皇帝没有在辽使面前出丑，坚持着把御宴举办完毕。但是第二天，辽国使臣进宫来向仁宗辞行，刚走到中庭，仁宗皇帝突然病发，内侍赶忙把天子扶进内庭，宰相文彦博只好代皇帝传旨，命大臣到馆驿赐宴给辽使，并代授国书。
天子犯病，文彦博和两府大臣呆在殿阁不敢离开半步。等了良久，文彦博召来内副都知史志聪询问皇帝病情，不想这位宦官竟以这是禁中内情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大怒，喝斥：“皇上暴疾，只有你们这些人能入禁闼，不让宰相知道天子起居情况，你丫的想干什么？！从现在起，皇上病情哪怕稍有一丝变化，你也必须马上告诉宰相！”并命令把史志聪带到中书立下军令状，这才算随时掌握了宫闱中的情况。
第九十九章[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