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的漕运很发达，一条汴渠每年可运来江、淮数百万斛漕米，但汇聚京城的财利，却大半被用在了军队的供给之上，宋王朝实际上陷进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当年太祖皇帝就为此做出过断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更何况，当年的太祖皇帝并不会想到，他不肖的后世子孙为了换取苟安，每年还要“赐”给契丹、西夏这两国近百万民脂民膏，大宋帝国财用匮乏的困局，到这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已经证明，当年宋太宗劝阻哥哥不要迁都的那句“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只不过是狗屁不通的痴人说梦，是瞎，雄韬伟略的太祖、太宗也有失策的时候，并且他们把这关乎大宋王朝江山社稷安危的难题，留给了优柔寡断的宋仁宗。
保卫京师安全，必须有重兵。
而养兵就必须消耗国家大量财力物力。
于是，兵该如何养，便成了枢密使韩琦长久思考的问题；也就有了韩琦这篇自问式的《策问》：
问：唐朝以前，国家统治者都是寓兵于民，有战争发生的时候才抽调百姓，组成军队去打仗，战争结束后又回去种地，因此耕战相互都能顾及到，国家财用才得以不缺乏。现在国家依照五代时的办法，把天下兵都变成了国家的专职军队，依靠国家来供养，虽然这是外慑四夷、内安百姓的长久之计，然而，集全天下的赋税、专卖、关税之利，却难以保障军费所需。自西北发生战争，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州县财政用度日益窘迫，由于西夏、契丹二敌实力强盛，国家必须时刻保持准备打仗，裁军这个办法今天是不能实行的。要想不增加老百姓赋税，又能使国家军费开支有余，应该用什么办法？
问：国家养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最困难的就是财用不够，昔日汉朝有人口税、算缗之法、过更之直、卖爵之令（皆为赋税名称），这都是用来充当军费的办法，大家可以列举出适合今天用的，共同商议。
从韩琦这两问来看，他是很想借鉴古人实行的养兵办法，来解决今天大宋帝国巨大的军费开支，这已经不是单纯从军事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了，而是站在一个军事家、政治家角度思考国家的未来。然而，尽管大宋王朝在仁宗嘉祐年间出了韩琦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但韩琦所处的地位，哪怕是到了日后的位极人臣，却依然是一人之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帝国这个沉重固疾。
七十年后，大宋王朝繁华的京城开封，终于在金兵铁蹄下陷落，一代王都就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宋仁宗嘉祐三年六月，帝国首相文彦博因治河一事卷入一场纷争，被宋仁宗免去首相职务，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以使相身份判河南府。原副相富弼迁昭文馆大学士，接任首相。
与此同时，朝廷下达制书：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行工部尚书、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韩琦，特授依前行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
第一百零一章[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