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六年三月，大宋王朝内阁首辅的位置，似乎正在向韩琦一点点靠近过来。
早在嘉祐四年，朝廷南郊祭祀天地大典举行过后，首相富弼就以母亲年事已高，需要朝夕侍奉左右为由，屡次向仁宗皇帝提出辞去首相之位，宋仁宗不许，并诏命断富弼来章，也就是说不许富弼再上求退的表章。然而，富弼在接到仁宗皇帝诏命后，还是不肯奉诏，又给宋仁宗上了一份儿请求辞官的札子。
面对富弼的固执，宋仁宗把这份札子一份儿留中，一份儿封还给了富弼，富弼于是开始称疾卧床，不肯再上朝堂。但宋仁宗似乎是打定了不许富弼辞官的主意，于是派内侍宣召富弼入朝。
富弼万般无奈，只得再掌中书。
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帝国政坛，应当说是祥和、稳健的。中央内阁富弼、韩琦为相，政治清明，一时间，富弼、韩琦被天下士大夫称之为“富、韩”。
然而，尽管富弼、韩琦，包括此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都是庆历新政时的重臣，当年曾经热血沸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但现在除了一个秉性难移、说话依然尖刻、不给人留半点情面的大嘴欧阳修之外，韩琦、富弼两人经过苍桑岁月磨练、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他们身上已经很少看出当年的勃勃锐气，或者说，这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更加趋于成熟、更加老成恃重的表现。这一点，在韩琦、富弼两人接人待物处世方略上就能看的很明白。
史书载：富弼仪态端庄，谨言慎行，喜怒均不形于色，给人的印象是持重而谦和。宋朝延续唐王朝官场礼仪，官员无论老幼，见宰相都要行跪拜之礼，而宰相受拜，只须欠身拱手还礼，尤其在送客时，宰相是从来不下台阶的。但到富弼这里，这项约定俗成的礼数变了，富弼对来访的任何一位官员都待之以同样的礼节，送行时一定出门，看着客人上马之后再返回。
韩琦在接人待物这一点上和富弼很相似。
史书载：韩琦身材魁伟，一络美髯、骨骼清耸、眉目清秀，图绘传天下，人以为高山大岳，望之气象雄杰，然人虽而畏之，及乎接物极恭而温，颇有当年一代名相王曾的风采。
与朝廷的政事安然相对应，大病过后的宋仁宗，由于大量服用丹药的缘故，整个人已经陷入少言寡语的状态，每每朝堂上群臣奏事，宋仁宗只是点头颔首，很少有一言可否，帝国政事大多由两府代为裁决。
天子不处理政事，这对帝国朝堂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但这个现状却又是谁也无法改变，只能两府勉为其难。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刚刚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的小官王陶，竟然上书仁宗，对内阁两府代天行事提出了批评：自古以来，都是王者决策，群臣秉受旨意执行，而今天，政事不分大小，全由中书、枢密两府决定，陛下没有一句赞成或否定的话，天子能这样当吗？！王陶并由此引伸：皇嗣至今未立，应当从皇族里选择一合适的人，接到宫中抚养。
王陶的上书，又一次提出了帝国当下最关键的问题。
韩琦对王陶敢于不顾安危、不怕得罪执政大臣秉笔直书，不仅有些出乎意料，更对王陶这种勇气深为赞赏。
韩琦决意起用这个不可多得的忠正、果敢之才，于是把王陶调为右正言，谏院供职。
王陶对韩琦的知遇铭感五内，从此视韩琦为恩人。
&
第一百零六章[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