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打电话给我，让我回来再看看老房子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租户已经通知，不再续租了。房子准备卖掉，看看车库里还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否则，就要找个收旧货的人一次性做价拉走当废品了。
我从南方回来，其实也并非是想收拾什么东西。属于我的东西基本不多。而且，即使有，也并非是什么特别重要得到了非取走的程度。只不过还留恋这个地方，留恋这里的一切。
我去收拾车库的那天下午，一抬眼，就看见母亲家厨房的窗户是开着的，一个老妇人正在厨房炒菜。我一下错把她当成了母亲。可当我闻到飘来的饭菜的味道时，才猛地意识到：哦，那不是母亲的味道。我的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
一年里静下来的时候，总会想象着母亲生活时的音容笑貌。尤其是操起电话，想跟母亲聊聊我最近发生的事情时才发现那边已经永久地无人接听时，不禁黯然神伤。一个人离去的时刻给别人留下的痛苦。然而那之后的漫长岁月，却是无尽的悲伤。有时候我常想母亲，这个把一生都献给了丈夫、子女的女人，她在临终的那一刻，究竟会想起什么呢？是我吗？我这个没有来得及赶回来看他一面的、她一直挂念的唯一儿子？还是对生命的渴望。
我知道那一天清晨，她一定想找一口吃的，因为她常年的糖尿病时常会引起低血糖。但在她伸手去够放在桌上的饼干时，她的脑干血管堵塞了。而就在这短短的姐姐去给她买早饭的二十几分钟内，血栓夺取了她生的机会。还记得姐姐哭着征求我的意见时说的话：“峰，你快做决定！要不要给咱妈溶栓？”我问姐姐：“溶栓会怎样？不溶栓会怎样？”姐姐说：“如果不溶栓，医生现在就宣布脑死亡。如果溶栓，妈妈很有可能会出现脑出血。”
我说：“那就溶栓！”放下电话，一阵莫名的、难以描述的悲痛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扎进我的心脏。我扶住墙，我知道那一刻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母亲在重症监护室无意识地躺了三天，只是为了等我，终于在我到达后，她流下了两滴清泪。
一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愧疚中度过。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陪在她的身边。为什么不强迫她住在我在南方的家里。而是让她以“你这里太热了，我不习惯呀，想你姐姐啦”等等这样的借口而回到这座小城镇里，孤独地走完了她最后的那一段岁月。
我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看见母亲的记事本。上面认真而清楚地写着我的生日，姐姐的生日，我女儿的生日，外甥女的生日以及需要给什么人还礼这些琐碎的事宜。我常想，母亲最后的岁月，居然是在这样的方式下生活的。人其实真的很可怜，到最后的最后，无非是想偿还生前自以为欠过的债。而实际上，到底是谁欠谁的呢？
故乡的星空总是那样璀璨。星，像蛛网上凝结的晨露。我坐在门前柳树下的木椅上，感觉伸手就可以摘下它们中的一颗。母亲总是说，每一颗星，就是一个人。天空中少掉的那一颗，一定是属于母亲的。我抬眼望着星空，忽然间迷失起来。那些星星中，又到底哪一颗是我的呢？
已经是万家灯火了。我仍无意于回到姐姐家里。我忽然想起那句话：父母在，人生还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那么我呢？是不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想想，除了女儿还是我的牵挂，这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为此停留。人生已经向最后的终点冲刺了。所想的，不过是尽可能地放慢速度而已。这种“冲刺”是被什么人推着跑的。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回到我生活并工作的城市里去了呢。虽然我还有假期，我还可以继续留下来。可我已经不想惊动或者打扰这里的同学们了。因为，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中挺重要的一部分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要生存，要工作，要喝酒，要有情人，要照顾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并不能强求他们放弃自我。但我仍然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都不知道我的根在那儿。我会成为汪洋大海中漂泊的一段横木，只能随波逐流。也许在我老得走不动的那一天，我会回到这里来。步履蹒跚地拣拾着散落一地的记忆。站在桥头，或者是某个十字路口，拄着我的拐杖，看着远方那些朋友，爱人消失的方向，还期望着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与我一样，回到这个让人魂牵梦绕的故乡。然后，我们一个个死去。或许有人挣扎着死去，或许有人平静地离开。今天或许是你的葬礼，明天也许是我的葬礼。活着的人互相道别，那可是真真正正的道别。说不定哪一天醒来，某个人又带着他的记忆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人开始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算计着自己所剩不多的日子。
能够让我踌躇不决的原因里，还有那另一座城市。那个被誉为“草原明珠”的城市。在那里，我过完了两年的大学生活。那两年里发生的事情，让我耿耿于怀，不能忘记。然而有时我想，记忆这东西是有偏差的。我发现我与高中同学说起某事时，每个人记住的内容都不尽完全相同，甚至有的误差颇大。我一时想，是不是多年来缠绕在我心头的旧事，是我主观想象出来的呢。然而那种切肤之痛般的真实感，又让我坚定不移地相信，那些事，是我做的，一点都假不了。
那些活泼漂亮的城市女孩子，自负而又傲慢的男生。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隧道，那一声诡异的本不该出现的咳嗽声。那一件突然出现在我们脚下的红裙子。还有在黑暗里瑟瑟发抖的洁，羔羊一样在我怀里蠕动。还有，还有，秋穿着浅绿色的连衣裙，戴着一顶草帽，眼睛里满是希望的样子、绪东那时而阴郁时而奔放的吉他声……这一切，都像一首歌，时刻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姐姐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妈妈家楼下坐一小会儿。姐姐说：“回来吧！你坐多久都没有用了，妈妈回不来了的呀！”我一时无语，起身回到姐姐家。
姐姐与我最近话题甚少。仿佛只要一张嘴，话题总是离不开母亲的离去。所以，我默默地收拾着摆放在桌上的我的日记、毕业照等等。这些都被母亲小心地保存着。这些东西我也将要拿走的。因为它们不能再属于这里了。我收拾着这些我曾存在的证据，收拾着我那些写给玲却没发出去的信，那些别人回复我的信。第二天一早，我将它们包装到一个蛇皮带子里，让快递送到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家。
只有一封信摆放在桌子上。它是来自大学同学秋的信。95年我离开海拉尔后回到家乡，在父亲同学的帮助下，本已经谋得一个就业的机会，而且工作环境、待遇都很理想。不想那一年的冬天，父亲离世。父亲的同学又调离本市。如此，转过年的春天，我就被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辞退了。于是，我决定南下寻找出路。自那以后我就失去了与所有人的联系。即使是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仍旧没有回归到“组织”里。其中的原因我不想说，也无法与人讲。
我相信这封信，一定是秋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寄给我的。临近毕业，说实话，寒酸得买不起一个像样的通讯录，也认为它是多余的存在。毕业了，自然各奔东西。而向你索要通讯地址的人也寥寥无几。但秋是个例外。她特意找到我，递给我一本精美的毕业留念册。上面有我与他们的合照。让我在下面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把母亲单位的地址写在上面。
我打开它，首先看了看了落款，是2017年4月的。我算了算日子应该是母亲住院的时候。可能是姐姐收下的这封信（姐姐与母亲同在一所中专），随手放在书柜上面。由于忙也就忘记告诉我了。或者是以什么方式通知过我，是我忘记了。于是被母亲小心地收起来。母亲老都多忘，也没想起来告诉。况且，也没有机会告诉我。
我仔细阅读信上的内容：峰，你好！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已经2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你好不好？其实大家都挺想你的。每次聚会，我们都会谈到你。我只能给你母亲所在的学校寄出这封信。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如果你收到了这封信，我希望你能联系我们。我们毕竟在一起学习生活了两年，大家对你的印象很好。这是我的电话号，为了你，我十年之内都不会换号码的。真心希望见到你。
信封里还有一张我们的照片。照片不是全班同学的集体照，那里面有我，还有五位男生和五位女生。我特别像是一个多余的人。我想起那天拍照的场景。我正在打篮球，他们在篮球球场后边的图书馆照相。正是秋看见了我，硬把我拉过去，这才有了这么一张照片。我看着那时的我，觉得有些生疏。长长的头发茂密而且发黄，脸瘦，身体也不健壮。与我现在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我看着这个手机号，想了好久还是在微信里搜索了一下。果然是秋（上面的名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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