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伟民讲（我与他经常联系）大学已经改为学院。由原来的专科院校改为本科院校。校址不断扩建，原址师专周边的商业学校、煤炭学校、管理干部学院以及蒙医学校全部被合并，气势恢宏，兵强马壮，并且顺利地升为本科院校。据说已经是二本学校，不再用招录盟内自费生来吸纳经费。与那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假期，依旧可以遇见各色学生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或许是函授生）。在学校大门南北200米左右各搭建了一个过街天桥。天桥将两边的校区连接在一起。从大门走进去，左边的图书馆大气磅礴（原来的旧址是师专教学楼）。大学里应有的诸如喷泉、花坛、鼓励学生们刻苦学习的雕塑、以及应时的标语和带有浓浓意味的宣传口号，真是一应俱全。而我们的教学楼由于在当时是新建的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那里面有计算机系，物理系，数学系，生化系。只是从外观上已经可以看出落魄的模样。
转过图书馆，那两栋学生宿舍楼还在。楼体外部镶嵌了酱红色的瓷砖。西边是男寝，东边是女寝。寝室下面的四个篮球场依旧保留下来，水泥地面更换成绿色的塑胶，三分线以及三秒区、中线和边界用红色线条勾勒得清清楚楚。球场四周的柳树还在，粗壮了许多。只是球场南面的那一排平房已经不复存在。记得有卖生活用品的“林家铺子”和一个小吃部，还有几间做什么用（时常有年轻教师出入）就不得而知了。而那位个子矮小、面色时刻保护严肃，不苟言笑也从不通融的、像保护自己女儿不受男人侵犯一样认真负责的女寝管理员的形象跃然脑海。那时候男生去女寝室约见女生，这位女管像门神一样凶神恶煞地看着男生们刨根问底。哪个系的，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找哪个寝室的谁（她似乎都能叫上她们的名字），干什么去等等。曾有男生非常不满她的做法，酒后执意要上女寝室看她的女朋友。甚至出言不逊，威胁恐吓，但全无用处。女管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掐着腰破口大骂。骂得该男生酒意全无，灰溜溜地走了。那一幕，我们在篮球场上目睹了这一切。那女人，像老母鸡保护孩子一样看护着。至于原因，从来没曾想通。但校方对其工作相当满意。现在想来，正是因为有如此女管，保护了多少天真的女生没有受到男生的侵害。
男女寝室前的篮球场上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打篮球。穿着乔丹、耐克，最差也要国产的安踏之类的品牌。学生们弹跳好的惊人，动作敏捷，姿势优雅，穿着宽松的t恤，运动短裤。将棒球帽的帽檐转到脑后。嘴里不停嚼着口香糖的，也有那么几位。想想当年的我们，穿着回力运动鞋，运动学习都是一套衣服，想想真是寒酸得可以。然而就是在那种寒酸的日子里，自己却并不认识到自己的窘迫。一样的人，一样的生活。无从与人比较就不会生出嫉妒。真是应了那句“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想“寡”，估计也不会有“寡”的资本。
男寝二楼的雨搭还在（没有被刨去的理由），只是雨搭上面走廊的窗户已经被用钢筋焊死。脑海里忽然出现，因为睡过时间而从那扇窗户爬出来的我小心地跳在雨搭上，两只手勾住雨搭边缘，把身子一点点送下来，找准位置后松开，人正好就落在门口台阶两侧的水泥台上。这个动作不知道做了几次，没有一次失手。直到有人向管寝室的男管举报，我被他叫进办公室，恩威并重，威胁加恐吓之后我才罢手。
但是，这个男管却允许女寝室的一位女生在上课后来到男寝室来。男寝室的有位蒙生时常晚去上学。至于女生（也是蒙生）是否来找他我不得而知。由于我也是时常晚去，难免会碰上一两回。等看到俩人在校园里公开地谈恋爱，心里就越发地相信，男管是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的。那位男管在我们毕业之前就被辞退了。原因是那阵子男寝室隔三差五就会打一架。一次比一次严重。要知道那些打架好手，都与男管称兄道弟的。所以男管难免对某些打架事件的双方有偏袒现象。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否则他作为学校一位环节干部的亲弟弟，也不至于会那么容易地就被辞退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于这所学校和城市是抵触的。并非首次离家的原因。而是报到后的第二天就下起了小雨。我站在寝室走廊的窗户前，看见球场周围的柳树发了黄的叶子萧萧而下。要知道，在岭南的故乡，正式红叶漫山，瓜果飘香的季节。然而这里一切衰败的都那么快，整整提前了一个半月。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唯独那种寂寞与孤独，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消除。我出来的那个时候，故乡的同学或是工作了，或是已经考入大学（大部分）。而我，几乎是以逃离或者被遗弃的方式来到这里的。朋友，只有伟民。初恋的爱人已经分手。内心一片黑暗，不见一丝曙光。在那些陌生人之间，想找到与高中同学时的温暖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的友情，爱情，或许都有满格之说。一旦你用尽了，就再也腾不出一点空间来容下其他人。尤其是在这种陌生的环境里，好像一个外来物种突然闯入了某种动物的领地，小心而惶恐地活着。
伟民与我不同。他可是正儿八经的统招生。不像我，属于盟内自费。这个名称特别奇怪。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我发现我们为了某件事物的达成，会发明出很多很多奇怪的名词。盟内，即指呼伦贝尔盟管辖范围之内。当然，早已经撤盟建市了。所以我的毕业证书，是不能够与伟民的相提并论的。至于后来苦读，又上了后期本科，那都是后话。只不过那一次再上学，专业无论如何不肯将就了。选择了自己喜欢并且觉得有用的“教育管理”专业。而且，学历全国承认。
伟民很快融入到他的集体里。我却在班级乃至寝室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他们（数学系）同进同出，他们（计算机系）也是同进同出。只有我踽踽独行。只有周六、周末才能约上伟民去雪莲洒店（名字有些高大，不过是个有三个单间的小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喝上一瓶50度的海拉尔纯粮白酒。晕晕乎乎之间方才找得到原来那个年少轻狂的我。
但是，伟民也有伟民的生活。难免会有一些集体活动需要他参加的。那时候的我，更加孤独，无法派遣。即使是古龙的武侠小说也无用处了。常常一个人躺在寝室里发呆。想像着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潸然泪下。
于是，我开始写信。
到“林家铺子”买来信纸和墨水。趴在床上，把信纸垫在硬皮的教材上面。一笔一划地给家里的已经上班的同学写信。给在高中时就以信件方式联系的，在大同当兵的贺岭写信。还曾给玲写信，但后来不能准确地得到地址，就小心地收起来。也不再做那种无谓的幻想。像以往一样，几句甜言蜜语，或者是深刻检讨，就能换得回来能化解一切的笑容。
这种日子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余。尤其当天气变坏的时候，又是自己在寝室里，茫然地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或者飘着零星的小雪的时候，内心无比纠结。会想到自己的荒唐的高中生活，会想到自己浪费的青春时光，会想起很多很多。抑郁的情绪就铺天盖地地压上来，让我几乎无法呼吸。他们都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或者已经在家里安居乐业了。我却漂泊在这座寒冷的、时常刮夹杂着沙尘的风的城市里学习。那种“还不如死了算了”的心情，无人体会，也无人倾诉。取而代之的是沉默，或者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大笑。有时在内心深处也嘲讽他人的无知，幼稚。其实不过是掩盖内心的虚空罢了。
这种抑郁的情绪，在后来的日子里越演越烈。结婚后的几年里尚好。有了孩子，忙碌的日子里来不及抑郁。可是，孩子渐渐长大，不再需要你过多的关注，而日子越来越平淡，母亲又久病难愈，抑郁就如期而至。表现则为异常能喝酒。每喝必大醉。酒桌上口无遮拦，对国事家事，随意点评。甚至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大谈特谈。虽然自己并非阅历丰富，但总想在这方面标榜自己。再加上那段日子，几篇小说和诗歌，在省一级刊物发表，引来众多艳羡和崇拜的目光，越发不能自已，越发地癫狂。然而当几篇小说发表之后，却又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不能提高而被退稿的事情，又变得沮丧，自卑，失去信心。继续喝酒，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凌晨醒来，看着窗外，时常幻想着手里拿着一把枪，是对着太阳穴扣动扳机呢，还是寒进嘴里，顶着上牙膛好呢？总之，血不要溅到满床都是就好。
不过，在与高中同学信件联系几次之后，那种抑郁的情绪渐渐好转。也许是因为与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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