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帝国景泰元年的七月，整个京师都沉浸在持续一月之久的对先帝高韦去世一周年的哀悼活动之中，按照帝国最高层的命令，一个月内帝国全境严禁演戏、娱乐、饮酒、欢宴，违者以大不敬论处。可这禁令明显是对那些草民而言，帝国的贵族和高官们依然是夜夜笙歌。一个已经存在了六百年的帝国终于开始走入了它的暮年，失去了朝气的帝国身上自然爬满了一群脑满肠肥的寄生虫，在他们心中，朝廷的法令、百姓的生存、国家的安危都比不上个人的享乐要来得重要，贵族高官之间奢侈斗富成风，许多庄园本就高昂的赋税又被多加了几成，百姓苦不堪言，就连素有富冠神州美称的京师也显露出了一些即将破败前的萧索。
在过去的一年里，外患不断，诸王拥兵自立，一时间曾经无比伟大的帝国竟然先后丢失了七分之六的领地，尤其致命的是失去了南方的赋税钱粮，现在的朝廷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朝廷。六岁的皇帝尚不能亲政，二十多岁的太后据说仍然沉浸在先帝去世的莫大伤悲之中难以自拔，朝廷的大权很自然的就大半把持在以帝国当朝太师、宰相、兵马都元帅杨善平为首的杨姓外戚手里。虽说太师是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可杨家聚敛的钱财并没有流入内府，习惯了奢靡生活的大内自然感觉到日子过得艰难，例如皇帝的早饭就从先朝的一百多道菜锐减成了四十多道，太后每月的零花钱也才区区的十几万。朝廷财政状况的艰难导致了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以帝之家奴自称的宦官提出了纳资卖官的绝佳妙计，虽说现在帝国的官位已不如一年前显赫，传统心理影响下的帝国人还是乐于为自己的家族史添上辉煌的一笔，哪怕这辉煌是用钱买来的也好，更何况这买来的权势又可换来更多的金钱财富。
其实纳资卖官并不是什么新点子。帝国初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但并不为世人所重。帝国基业稳定之后，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几不可见。但现在的朝廷吏治败坏，什么节气廉耻早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开始，入钱各有差别，就连公卿这样的要职也不例外，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官位既然可以用金钱买到，许多腰缠万贯的地方豪强也就很快入仕做了大官。自然，那些原来可以通过征辟入仕的读书人就因无钱而多被排挤出官僚行列了。因此，几百年来被视为帝国重要支柱的官僚集团与外戚和宦官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加之卖出的官位价格十分昂贵，是根据官爵大小高低及油水肥瘦，分等收钱。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石，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石，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而官吏的任期却又很短，以致新官上任后并不是急于为民办事，而是想方设法以各种名目侵夺财富，搜刮民脂民膏，以捞回本钱。甚至于在任官吏以后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二十五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这也成了帝国历史上的一种怪现象。
宦官、外戚弄权朝廷，朝廷荒淫无道，文武大臣也多为非作歹。上行下效，全国一片侈靡之风。京师民谣唱道好：“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正是京城中的达官贵人喜爱高高的发髻，各地的女人都要仿效，甚至把发髻梳到一尺多高。城中喜爱描宽眉毛，各地就有人把眉毛描满半个额头。城中喜欢宽袍大袖，各地就会有人拿整匹的帛做袍袖。达官贵人以斗富为乐，一顿饭花费万钱穷水陆之珍，还被谦称为无处下筷。你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我就来个锦步障五十里讥讽你假充富豪。你喂猪用的是人奶，我吃的就是金箔。新上任的吏部尚书杨青柏大人靠卖官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有了钱自然就要买地，他的庄园占据了京城外最好的田地，绵延上百里，有数县之广阔，那县令与其说是朝廷的官员，还不如说是他杨大人的管家更为贴切。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的农民只得卖身为奴，投靠豪强权贵，流民不绝。朝廷是从那些大户身上收不到什么赋税的，只好再继续卖官，买了官的人自然继续加大盘剥，流民就更多，赋税又减少，那就再多卖官，恶性循环开始了。
对这一年的帝国来说，也并非没有好的消息。首先在帝国太师杨善平大人的精心谋划下，
第三十五章 隐藏危机[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