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7章附注 停滞发展的明清之农业
移民首脑们的扩大会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春耕开荒和选择播种作物。庄不鸣通过各组长和特邀的老农们，初步了解了目前中原和江南的农业概况。中原地区，自从蒙元之后，一方面是战乱严重破坏了华北平原的灌溉体系，原有的在宋代建立的华北水网灌溉区，被战乱失修堤防而泛滥的黄河和其他华北河流冲毁，在灌溉体系支持下的富饶耕地几乎不复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曾经是北方出产粮食最多的河南中部大平原：洛阳河南府、汴京开封府、商丘归德府为中轴线的北方最大的平原农耕区，其水网灌区几乎完全废弃，中原腹地原来的膏腴之地成为黄泛区的沙荒地和盐碱地。另外加之土地在人口压力下连年耕作不得喘息，逐渐地力耗尽，加之灌渠废弃失修，农业水平从宋代的精耕细作，到了明清之际，再度战乱使得大批土地抛荒，即使仍旧耕作的耕地，劳作水平大幅度退化，以华北中原为主体的北方农业大幅度减产，耕作水平大幅度降低，就连作物种类也发生巨大变化。
在中原，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北方水稻和各种小麦，由于灌溉系统毁坏，依赖灌溉的北方水稻最早消失；稍后，小麦也在明清时期退出主要作物名单，高粱、谷子（粟）、豆类开始占据华北中原主要耕地。明清之际的华北中原，只种植较少量的小麦，其他大麦、燕麦、荞麦种植范围更少，而且这个时期的小麦，就算是年景较好的时候，亩产一般不超过三百斤。同期的高粱，一般同样条件下亩产可达六百斤，谷子（粟）也可以到六百斤，大豆可以收获三百斤，因此，北方农业通常采用高粱和大豆轮作，或者谷子（粟）和豆类轮作。种植的小麦品种，通常在华北中原地区以硬质白皮冬小麦为主，因为收获少，而且连续种植小麦严重消耗地力，传统的农家肥根本不能补充地力的消耗。在化肥大规模应用之前，以华北中原为代表的北方农业，数百年持续低迷。
作为传统社会主要衣物原料的桑麻，从蒙元之后，蒙古殖民者划桑田为牧场，华北中原地区桑林大范围砍伐殆尽，到了明清之际，在棉花种植的取代下，几乎全部消失。
本来曾经是中华最典型的中原桑蚕生丝加工业，在明清之际，退化到江南太湖流域周边、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和广东珠三角的局部地区。丝织品为古代中国在织物中唯一具有优势的项目，丝绸柔软光顺、富有弹性、透气性透湿性俱佳，作为高级衣料，历来是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明代初期，华北中原地区还有规模不小的桑林，到了满清初年，只有江南太湖还成规模，成都平原尚未从战乱中完全恢复，广东珠三角因外贸增加了生丝需求，还刚起步不久。受到重创的桑蚕业，还面临桑树的病虫害，当然这个时候没有好办法，主要是采用人力寻找虫洞，逐一杀死，费力多而效率低。本来是中华独门的丝织品和生丝，被不良奸商盗走桑树种和蚕种，奥斯曼土耳其、倭国、朝鲜、印度都开始出产。
中国传统所称的麻，主要是大麻。另有被视为高档衣料的苎麻，多用于榨油的亚麻；黄麻和苘麻主要用于制作麻袋、绳索，后来才被重视；洋麻还没有引入；其余剑麻、番麻、假菠萝麻、罗布麻和雀麻等在明清之际均无足轻重。以大麻为主的中华传统麻种植业，由于棉花的引进种植，受到巨大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大麻在《天工开物》中被称为“火麻”，宋应星对它的看法是“压油无多，皮为疏恶布，其值几何？”说明了大麻衰落的主要原因。虽然大麻可以用来织布，雌麻的籽又可以榨油和食用，但在传统工艺条件下，用大麻纤维织出的布比较粗糙而不美观，出油率不多，麻籽用于食用又不如谷物。因此在棉花出现以后，它的命运便已注定。苎麻的命运则要好些。尽管也受到棉花的冲击，但其纤维细长而有光泽、弹力强、耐磨、吸热吸湿，所以在一些种植历史久远，种植和加工技术高超的地区幸存了下来，这些地区，主要有江西的抚州、建昌、宁都、广信、赣州、南安、袁州；湖南的浏阳、湘乡、攸县、茶陵、醴陵；另有广东新兴、江西赣州、宁国，安徽池州、安庆也有一定规模。
棉花为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植物。原产于热带干燥的草原地区，最初为多年生木本植物，后来在长期驯化下成为一种一年生作物。最早引入中国的棉花应为印度棉，该品种属于亚洲棉，因种种缺点后来基本为陆地棉和海岛棉所取代了。棉花在14世纪以后可谓横扫世界，在几乎任何国家均对原有的衣料产业构成了严重冲击，被它排挤的包括亚麻、大麻、丝、皮、毛等等传统优势衣用原料。其卓越的品质和广泛的用途应为胜利进军的主要原因。棉布柔软洁白、透气吸汗，夏天穿着棉布衣物，冬天穿着棉衣，盖着棉被，都十分舒适合用。更重要的是棉花作为植物，种植成本比养殖家畜、蚕等要低（动物需要植物性食物，对人类来需要投入的成本更大）。因此棉花的成功为顺理成章之事。
棉花输入中国在明朝之前，元代棉花逐渐推广，到明清时期就成为主要的衣用植物了。在明朝，主要采取一年一熟制种植，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天天气寒冷，而棉花原为热带作物，畏寒，只能利用春夏完成种植周期。如果采取轮作制，棉花播种过早，一旦发生倒春寒则容易死亡，播种过迟则影响后作物下种。对土地的要求是土层深，地下水位不高，尤以腐殖质较多的沙质或粘质土壤为宜。棉田应深耕三遍，耕后耙土，以保持土壤疏松，之后便可作狭畦播种了。种子在播种前要进行选种，取外观成熟饱满且是在收获期正中收获的为宜。收获期刚开始或快结束时收获的均不合适。选种之后进行晒种，晒种要在冬天进行，播种前进行浸种以软化外皮并催化发芽。为使播种均匀，应用灰拌种。播种时要选择好天气，下种前浇水，下种后覆土，约覆一二指（510厘米）为宜。株距为“一步留二苗”，也就是三尺。播种后，一个月薅草三次，当棉苗长到二尺以上，则打去顶心，旁枝长到一尺半，也要去心。其余施肥、培土、灌溉、防病虫害等均还没有合适的技术措施，大体上模仿其他作物。
清代的棉花种植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当时为了追求粮食产量，棉花开始实行一年两熟轮作制。一般以水稻、小麦、粟、蚕豆、黄花苜蓿轮作。在南方也可趁着冬春种植一季绿肥，算是一年三熟。但从高产角度出发，还是以一年一熟为宜。徐光启认为“如果万不得已要种两熟，也只好中大麦或稞麦，并用上粪来肥田，绝不可以种小麦”。至于棉花播种期，在江南一般从谷雨开始，最迟不超过小满，收获期可以迟到霜降甚至立冬。对于棉田的选择，以白沙土为上，两和土次之。也就是以粉沙粘壤土为好。作畦一般仍是狭畦，但也出现了宽畦。关于用肥，粪、豆饼、麻饼、菜饼、绿肥均可，与其他作物并无大的区别。但若采用棉麦两熟制，则应追肥。在种籽处理方面，出现了“滚水浸种”。这时候的农书普遍认为以青黑色种子下种为佳。从17世纪开始，棉花密植技术逐渐推行。同时，还提出了培土应与中耕除草结合进行。对摘心也有了更科学的认识。摘心目的在于使旁枝充分生长，因而若土地贫瘠，则只打顶心，不打侧心。在干旱时节，应当浇灌棉田，但要预测短期天气变化后方可进行，否则若浇水后一两天内下雨，就会伤害棉花。至于病虫害防治，当时尚无科学的辨识和防治法，只知道用深耕和耙土来对抗地老虎
。
由于技术发展，棉花种植大增，全国几乎都有棉花种植，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均成为棉花外销区。有的地区如松江、太仓、南通等，棉田占耕地的十分之七八，粮田只占十分之二三了。全国棉花极大丰富。一般人民穿着粗劣的麻衣，富贵之人才能穿高级的丝绸衣服的局面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优质而廉价的手工纺纱，土制棉布成为大众都能穿着的佳品。
副食、调味品所需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在明清时期，人口压力日重，粮食生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与之相较，其他作物的种植，除必不可少的衣用植物外，就只能是零星种植为主了。
中国人喝茶的习惯从唐代开始逐渐流行。茶的主要用处在于提神，对于夏天炎热，人容易困顿的中国来说相当适宜（但茶中含单宁酸，会使蛋白质不易消化，加重肠胃负担，造成便秘，因此便秘的人应远离茶叶。我国俗语“十男九痔”，是否与喝茶的习惯有关，不得而知）。而且从周边国家开始，逐渐扩散出口到世界各地。明代北疆的“茶马互市”对于军事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明清之交，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开始，向欧美的出口量迅速增加，从而成为三大创汇商品之一。明朝开始，饮茶的方式逐渐由煎饮变成泡饮。而耕作技术变化不大，茶树主要种植在丘陵山地，不与水稻田争地，因此还可以维持较大的种植面积。然而茶园因此而零散不成大片，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商业种植园。这也是茶树种植技术进步较慢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流逝，还是有所发展的。尤其在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外贸需求激增，刺激了茶树种植面积扩大，加之中外交流增多，栽培技术也就有更显著的进步。
十四世纪以后，茶叶经营者受梯田的启发，开始修建梯级茶园，其外观和梯田类似，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这一技术推广后一直保留到今天。有名的龙井茶和武夷茶都是从梯级茶园中种植出来的；播种时，采用了“穴播丛植”技术，也就是在土地上同一种穴中同时播种若干颗茶籽，发芽的时候幼苗可以互相遮荫、保温、保湿、防寒、防旱，好处颇多；随着泡饮法的普及，民间茶叶需求量大增，于是发明了与桑树压条法类似的茶树压条法，据说这种方法是从福建水吉地方最先开始采用的。 14世纪到17世纪，逐渐传遍全福建，到17世纪以后传到台湾。具体操作方法和桑树的类似。这种无性繁殖法可以提高茶树的出产速度；从15、16世纪开始，对茶园遮荫树木有进一步的讲究，明后期罗廪的《茶解》说：“茶园不宜加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与之间植，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植芳兰秋菊及诸清芬之品；最忌与菜畦相通，不免秽污渗漉，滓厥清真。”17世纪以后，随着土地的日益紧张，遮荫树木主要选择果树、油桐、杨梅、乌桕之类经济林木了；一些地方对4050年以上树龄的老树，开始采取台刈，从茶丛根部往上1525寸处截去上部所有枝条，促使其萌发新枝条，但没有轻修剪的纪载；在采摘时间上，16世纪开始认识到高处的茶叶宜晚摘，因为高山气温低，植物发育缓慢，不必拘泥于低山清明谷雨时节采摘的常例。
古代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不科学的想当然的说法，如明清时期普遍认为，茶是清高饮品，不宜用粪肥。除上述罗廪的说法外，还有明人许次忬《茶疏》中也说：“（钱塘）北山勤于用粪，茎虽易苗，气韵反薄”。其实对这种说法很容易产生疑问：稻麦也是入口的必须保持清洁的食物，为何就可以大量用粪？另明清用地紧张，不仅茶园往往只能安排在山地上，而且还要间作杂粮，这就进一步的影响了茶的出产。
芝麻被认为是张骞通西域以后引入的作物。别名很多，其中之一是脂麻，意为油多。后讹音为芝麻。它的主要作用是榨油，采用传统手工机械，芝麻的出油率比其他油料作物都要高（除下面要谈到的花生外）。在食用方面，明清期间，已基本不作为主食，而是作为一种调味品存在于副食之中。此外还可以作为水稻、苎麻等的追肥使用；也可作燃料、饲料、化妆品等用途。宋应星称之为“胡麻”，对它评价颇高。说“今胡麻味美而功高，即以冠百谷不为过”。还说“胡麻数龠充肠，移时不馁。粔饵、饴饧，得粘其粒，味高而品贵。其为油也，发得之而泽，腹得之而膏，腥膻得之而芳，毒厉得之而解。农家能广种，厚实可性言哉！”明清时期，因为芝麻对杂草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所以常作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只要首垦用它，以后“任种诸谷，可保数年成熟”。即使江南地区辟地种杉苗，也应该“先将山锄挖种，种过脂麻一年”。不过芝麻不宜连种，连种则必然收成不好。在北方，常与小麦轮作，在南方则与早稻轮作。据宋应星的说法，每石芝麻籽可收40斤的芝麻油。
大豆豆类是高蛋白的植物，在古代为各国“穷人的肉食”（但需要注意，其实豆类并不能取代肉类，古代救荒学有“大豆五斤抵谷一斤”的说法，究其原因有二:一、豆类的植物性蛋白和动物性蛋白有很大区别；二、豆类所能提供的热量低）。在中国，主要利用大豆救荒。大豆的古名为“菽”，在古中国曾用作主食，但在明清时期，除救荒外，基本只作为副食使用。另可榨油、做饲料，大豆在明清轮作制和间作制中还是重要的肥田作物。当时出现了麦豆间作、棉豆间作和麻豆间作三种新的间作法。在栽培技术方面，主要的进步有二：一、已经发现大豆无需用粪，只需撒灰即可；二、发现了大豆褐斑粒病害：“崇祯十四年，宿迁有估客载黄豆一船约五百石。一夜尽生黑文，做人面形，耳目口鼻俱备。人或种之，所获亦然。时王俞之避地宿迁见之。”当时并无防治方法，不知道褐斑粒是由大豆花叶病毒引起的。
花生，豆科落花生属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该属有22个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麓以东，亚马逊河流域南部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北部。栽培种为异源四倍体。它是明清新引进的作物之一，最初因为新奇，常作为高级的副食供富贵之人享用，明王世懋《学圃杂疏》都把它归入芋类。而花生榨油的优越性发现得比较晚，明清之交还没有大量种植。花生最初传入中国，据说是1530年左右。花生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眼中都是美食，1510年，葡萄牙攻占马鲁古群岛，把花生带到那里种植。不久，中国商人发现了这种新作物，将其种子带回国内。同世纪，已经传入浙江，明清之交，传入安徽、江西、云南、后来进一步传播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传播到中国的花生都是小粒种，大粒种还没有引进。花生习惯于炎热干燥的气候，种子发芽应在15度以上为宜。生长期气温下降到零下15度以下时植株地上部分即受冻害，所以花生和甘薯一样不能经霜。另外昼夜温差也不能太大。对雨水的需求很少，除苗期需保持湿润，花期也需要土壤水份较多，此外则无需浇水。尤其结实期间最忌水多，否则促发烂根烂果；花生属短日照作物，在温带长日照条件下结的果实外形虽大，内仁却不饱满；花生根系发达，吸收力强，对土壤要求不严格，所以有“花生宜瘠土”之说，较适应于轻松干燥的砂土或壤土，在多水份的粘土和酸性土壤中则发育不良。明清时期的花生种植无甚大成就，在清代，已经认识到花生适合连作，尤其在贫瘠地区收成尤为理想。如参与轮作，与诸谷物配合均宜，唯独与高粱不相适应，因为高粱的根系与花生类似，在同一土层中吸收养分，作为后作会发育不良；花生播种月份以阴历二三月间为宜，至四月已经嫌迟；实际上花生虽然喜旱，但在花期却偏偏需要一定的土壤含水量。
曾经被认为满清康熙时期对人口增加有很大贡献的玉米、甘薯，根据庄不鸣从分布于山东、辽东、江苏、浙江、福建的老农们讲述，虽然有种植，但播种面积和收获，在粮食作物中并不占多少分量。
玉米为禾本科玉米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中美洲，历来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玉米籽粒中含有7075的淀粉，10左右的蛋白质，45的脂肪，2左右的各种维生素。籽粒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含量均比稻米多。其适应性很强，不求平地肥地，只要不是很干旱的地方都能有收成。它的田间管理比其他作物简单，产量也比其他旱地粮食作物高。玉米的用处很多，籽粒可以吃、成熟后晒干可以磨为玉米粉、可以碾成玉米碴做饭或煮粥、即使没有成熟，若急需也可以采收青玉米煮食。由于它的收获期是在中国传统上被认为是“青黄不接”的夏秋之交，应急作用很明显。玉米籽、秆、叶都可以做饲料、玉米秆还可以扎篱笆，作屏障或者作燃料。因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玉米的推广比较顺利。关于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中曾说过：“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 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有学者据此认为玉米于元朝时传入，殊不知元灭亡时离哥伦布前往美洲还有一百多年。另有说法：玉米是先从欧洲传入印度、缅甸，然后再从东南亚传入中国西南，察看玉米的旧名和俗称，有玉蜀黍、玉蜀秫、番麦、西番麦、西天麦、戎菽、印度粟等，似乎可以作为佐证。然而考察世界农业史，印度和缅甸玉米出现的证据尚在17世纪之后，因此不足为据。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论点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先把新作物带回欧洲，然后带到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最后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考察16世纪中国有关玉米的记载，其中除嘉靖年间的河南《襄城县志》外，均出自东南诸省人之手，可见菲律宾路线之可信。
约于16世纪中叶，玉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1551年的《襄城县志》第一次记载了这种“异谷”；田艺蘅于1572年第一次明确记载了它的特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第一次附图说明这种新作物，但图片的误差很大，不足参考；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提到过玉米。在17世纪以后，玉米已经扩散到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然而和大众的一般看法不同，实际上直到清朝末年更不用说明朝，玉米在中国粮食作物中的比例十分有限。地域上的广泛分布并不代表播种面积的同样广大。尽管没有明清时期的播种面积数字，但可以通过后来民国和共和两代的数字来说明问题。据严中平《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民初玉米占作物面积的11，二十年代占16，三十年代占17，南开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吴华宝所著《中国之农业生产》第150页的数字为：全国耕地135亿亩，复种指数为123，播种面积为166亿亩，其中粮食作物为136亿亩，玉米占6，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中提供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二十五省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为：耕地面积1205亿亩（明清之亩，非市亩），播种面积1534亿亩，复种指数123，粮食作物占125亿亩，玉米为092亿亩，同为播种面积的6，占耕地比重为763。共和建国以后因为玉米的轻工业、医药业用途需求大大增加，因此玉米播种面积增加很快，到70年代末，玉米占播种面积的13强，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为20强，现时玉米占我国粗粮总产量的90。从这些数字看，20世纪的中国玉米播种面积是在逐渐扩大的。之前的清代没有广泛的用途和迫切的需求，玉米播种面积自然不会比民共两代还大。从民初数字倒推，占作物面积不会超过10，在1840年之前，不超过5。
玉米在刚推广时主要零星种植在山区，后来也在平地集中种植了，它部分的取代了粟而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轮作倒茬作物。根据民共两代的调查，玉米除一年一熟的春播玉米外，在北方尚有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三年五熟等耕作制。一年二熟的夏玉米与小麦轮作、二年三熟的玉米与小麦、春粟（或以高粱、青玉米取代粟）轮作，三年五熟者不知其法。在南方丘陵地带，玉米有一年一熟、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二年五熟、一年三熟乃至一年四熟的，一年二熟者与水稻轮作。玉米亩产，明清缺乏数据。根据吴华宝所提供数字，当时全国玉米产量不到18亿担，一担合100市斤，则平均亩产为180市斤弱，玉米成品率93，则一亩可产出成品粮167斤，约835公斤。而在明清时代，各种耕作制下的具体产量均无法考察。但总体而言，玉米对明清的农业和人民生活并没有很大影响。
甘薯（红薯），旋花科甘薯属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甘薯原来指的是薯蓣科的藤本植物山药，现常用名淮山。东汉杨雄的《异物志》已经记述了“甘薯”的外形和用途，这可能会引起农业史入门者不必要的混淆。徐光启已经对这两种植物作出了区分：“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薯植援附树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薯者，皆山薯也。”他似乎对这两种植物也不是很熟悉。据庄不鸣原来所见，甘薯外皮多呈红色，少数为土黄色或灰白色，剖面接近圆形而长度约在1015厘米左右，煮熟以后肉较软，呈黄色或白色，而山药（淮山）剖面也呈圆形，长度却有30厘米左右，肉硬，呈白色，其实味道也不错。在我庄不鸣看来尚在甘薯之上（甘薯在一般家庭中常煮熟而食，成品水分多而软烂，难以把握而且容易引起不佳的联想，入口甜腻无嚼头，且不能与其他食物配合，山药（淮山）容易与其它荤菜相配，入口有嚼头，干燥且容易成粉，很有口感）。
甘薯原产于南美，以秘鲁为中心。传入中国可靠的最早记录是在1580年，《凤冈陈氏族谱》记载，万历八年，陈益去安南，万历十年（1582年）带着甘薯种回到家乡东莞，在家乡试种成功。另据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说：不久，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菲律宾了解了甘薯的好处，学习了甘薯的种植法，于1593年阴历五月开船，七月回到厦门，与儿子陈经纶一道把甘薯种试种成功。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听说后，大力支持，下令各县学种推广。第二年正好是荒年，于是正好救急。后来陈氏子孙又将甘薯推广到浙江、山东胶州一带。甘薯的推广从此开始。在甘薯推广过程中有这么一种说法：有甘薯的国家禁止其出境。徐光启说：“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诸滕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闽书》“南产”中也说：“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昃而人足一岁。”
甘薯的好处，被大力推广的徐光启总结为“十三胜”：“一亩收数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中，特为詹（非此字，但无法打出本字）绝，二也；益人与薯蓣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土付（同一字）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六也；可充籩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胜于饧蜜，九也；春秋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葳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用耘锄，无妨农功，十二也；跟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可奈何，十三也。”用现代科学考察，甘薯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高、适应性强，能耐寒、耐瘠、耐风雨、对病虫害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可在山地种植，不与稻麦争地。它的用途也很广：食用、酿酒、熬汤、做粉丝、制淀粉、做副食、做饲料等等。
尽管甘薯节省农力，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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