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过早离开人世，给韩琦留下了沉重的哀伤。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尹、韩二人曾经在西北大漠刀光剑影中同生共死，更因为二人无论从品质和道德风范上，都近乎完美地一致，尤为重要的，是韩琦做为一代杰出政治家，深知尹洙文韬武略、罕所难找，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济世安邦之材。这一点，五年后韩琦在他所写的《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中，对尹洙的文韬武略也有如下评价：
文章自唐代以后开始衰落，历经五代时期，渐渐沦落到浅俗的路子上，形成了极大弊端。天圣初年，惟有公和穆参军伯长（穆修，据说是华山陈抟门人）矫正时尚，力主以古文为主，后来又得到欧阳永叔赞同和大力支持，于是后学者们恍然大悟，文风为之一变，使我宋之文章将逾唐、汉而蹑三代的人，公之功劳为最多……
对尹洙军事方面的才华，韩琦更是颇为激赏：
时天下无事，政阙不讲，以兵言者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数篇，以斥时弊……
居安而能思危，尤其在扬文弃武的大宋王朝，这是只有杰出英杰才具备的远见卓识，难怪韩琦对尹洙的早逝痛惜不已：“呜乎，以公之才，荦荦然震耀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纾所蕴于公卿之位，辅政太平之业，而反遭罹谗毁，遂终贬官，此当时守道之士所以仰天叹呼。”
很难说尹洙之死，没有勾起韩琦因水洛城之争沉积于胸的对范仲淹的一丝不满。某种概念上说，尹洙今天的结局，和范仲淹在水洛城一事上袒护刘沪、董士廉有着微妙的关系。因此，当范仲淹准备兑现对尹洙的诺言，让欧阳修为尹洙撰写墓铭，并为此给韩琦寄来尹洙朋友孙甫写的《师鲁行状》时，韩琦看见文中许多不实和谬误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给范仲淹写了《与文正范公论师鲁行状书》：
某启：看了之翰（孙甫字之翰）撰写的《师鲁行状》，及附来的永叔（欧阳修）写的志文，读之思其人，悲咽不能胜。行状里记载的情况，有一些和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不一样，让人十分疑惑，及至看到尹氏侄子对行状列出的不同意见和做出的分辩，全部都和我的疑问相同，于是心中释然，喜见尹氏后继有人啊，很好，很好。
记得公（范仲淹）在上次信中说：师鲁病危时公前去探望，并对师鲁说，要请欧阳永叔和与师鲁相知的人作文字，垂于不朽，师鲁举手叩头说：‘这就足够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以前我曾听师鲁说过，这辈子没有谁比之翰更了解他了，则于记述之际，宜如何哉？如果不把现在行状里一些错误的地方先改正过来，就这样寄给永叔，他能提出不同意见吗？都按照这个来写，则行状和墓铭两篇文字相互违背，不光让当世的人感到疑惑，而且更会让后世的人疑惑，这难道就是公答应的让死者垂于不朽吗？之翰果然尽相知之诚，不负良友吗？呜呼，师鲁有经天纬地之才，生不得一展胸中才华，谪非其罪而死，又为平生相知者所诬，以恶书之，势必于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实在是好人不幸中又增加了一重不幸！况且前贤行状，必须请求老朋友、老同事来写，这不仅是因为老朋友、老同事熟知死者家事及死者平时事迹，也是想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岂有不仅不加掩饰，反过来却加以诬陷的道理？夫活着的时候出卖朋友以显示自己忠直，死后则恶意相加，以避免自己朋党嫌疑，这种事情就连最庸俗的人都不忍心去做，岂会是之翰的本心之意？恐怕是之翰不知道真实情况耳，然而不知道真实情况就轻易下笔，给今世、后世留下疑惑，使师鲁九泉之下死不瞑目，作为死者的朋友，实在难辞其咎。听说之翰已受领江南漕运职务，现在必然已经离开安陆，希望公不因千里路遥，马上派人把《行状》送还给他，让他详细参考尹侄的意见，把所有错误的地方全部改正过来，然后寄给永叔，必然能加以发挥，使师鲁生前所作所为真正能够光显传世，垂于千秋万代，这样，公许给死者的诺言才算是真正兑现，给天下忠义之士以鼓励，公的声名德望，也将更加重于世间，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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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章[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