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一座青石牌坊，是清末一个皇帝钦定建成，伯父是殿试进士。上面雕刻祥云，下面是兽墩。门前还有一根旗杆，专供过往官员敬拜。有一年一位赴京上任的官员住在我家，夜间上厕所，突发心梗，被发现时已经气绝身亡。这个事件惊动官府,惊动京城,经法医验尸,老爷爷几次被叫到官衙查问,官府向保甲乡绅邻里了解,确实我家世代书香,老实本分,排除嫌疑,有惊无险,生活才又复平静
解放后旗杆不知去向，青石牌坊被推倒路边。五零年左右的一天，我跟着一群孩子看热闹，妇女主任家正在挖根基盖房，看到石牌坊几个人被拦腰砸断，抬放到她家刨好的地槽里，当房根基啦。街坊纷纷议论：“妇女主任算啥？霸道！绝后了吧。”那时没有儿女被人笑话。现在她家的房子已经翻盖成小楼，不知石牌坊还在底下安恙呼？
三十一香消陨灭
母亲有病养伤期间，三姐经常来看望，不过来去匆匆，人也日渐消瘦。母亲病好一些，不放心，就让我去她婆婆家看看，她家离我家不远。一次我去了，看见三姐和她妯娌一起推碾子碾米，一头毛驴在旁边悠闲地吃草，又一次我去的时候，看见姐姐正在磨面，毛驴在前面拉，她在后面推，她婆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儿。我看了很气愤，大声对她婆婆说：“妇女解放了，翻身了，你还把我姐当牛马使唤？”她说：“怕把牲口累坏了。”我说：“牲口比人还重要？”“你小孩子不懂。莲，你妹妹来了，你回屋歇会儿吧。”回到姐姐屋里，我说：“别怕你婆婆。新社会虐待媳妇就该斗争她。”姐姐以赞赏的目光看着我，摸摸我的头，叹息一声。我明白了姐姐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回家后我把这些事告诉母亲，母亲黯然神伤。不过她还是夸奖了我；“你敢为姐姐说话，是个大胆的孩子。”这也是我最早的维权意识。
四姐绵十八岁，也到了婚嫁的年龄。新的婚姻法刚颁布，婚姻自由，母亲鼓励姐姐自由恋爱，可是她性格内向，胆怯，不爱说话。母亲托熟人帮忙，一位熟人间接认识一位卖布匹的陈姓小伙子。他人长得标致，家在县里，父母亡故。我母亲哥嫂反复商量，觉得男方没有父母，家庭关系不复杂，不会受婆婆的气，条件有利有弊，就答应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陈看到四姐文静老实。四姐看到陈能说会道，潇洒帅气，只是有点贫嘴。
陈满意四姐，追着介绍人要求到我家看望，母亲征求四姐的意见，她也说不出什么。于是介绍人陪着，陈带着礼物登门。后来陈送给四姐几块布料，可是母亲心里不塌实，她觉得，陈摆个流动的卖布摊子，经常在外，又没父母管教，靠得住吗？四姐的性格像她的名字一样绵软，婚后她会受欺负吗？于是母亲找一个亲戚做伴，扭动着一双小脚，步行几十里到陈的老家打听。了解到他是独子，父母早亡，几年前就到城里去了，别的情况人家都不了解。母亲一去一回用了两天时间，脚上磨起泡，人也累得像散了架，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才缓过劲儿来。后来陈在饭店请介绍人和我哥哥等人吃饭，就算订亲了。
这桩婚事四姐拿不定主意，母亲还在犹疑。男方特别积极主动，介绍人一再撮合，最后就算定了。选择吉日登记结婚。四姐结婚时我家很困难，买不起嫁妆，母亲愁得屋里屋外转悠，借钱？借钱容易，还钱难。夜里，她突然想起姥爷有几件瓷器，或许可以变卖。
一大清早，母亲匆匆忙忙跑到姥姥家商量，想把姥爷的彩瓷八仙过海八尊神像卖一尊。姥姥勉强同意，母亲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偷偷跑到古玩店，老板一看是清代瓷器，价钱给的不菲。母亲喜不自禁，很快给四姐买了绸缎被褥、几套新衣。婚礼那天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男方雇两辆人力车，新郎把四姐接走了。
新婚燕尔陈对绵热情礼貌。新鲜两个月后，陈的恶习逐渐暴露。他油嘴滑舌，吹牛撒谎，识字不多，喝酒吸烟。卖布匹赚了钱，就大吃大喝赌钱；赔了钱回家找茬打骂老婆。起初四姐也反抗，但反抗的结果招来更恶毒的辱骂，更凶狠的毒打，她只好逆来顺受。四姐回娘家总是满面愁容。母亲问她，她回答：“没事。”有一天她又被打得满脸伤，实在忍受不了，没办法跑回娘家。母亲在给姐姐脸上涂药水的时候，看到她头上一个个血疙瘩，掀开衣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新伤连着旧伤。母亲的眼泪簌簌落下，一把搂住四姐说；“孩子，你怎么忍受的呀！”四姐放声大哭，诉说了陈虐待她，打骂她的一桩桩一件件恶行。母亲说：“不回去。就在娘家住。”过了一些日子陈来我家赔礼道歉，要求四姐回去，她不答应，母亲也断然拒绝。陈蔫蔫地走了。姐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陈来了四五趟，央求母亲劝四姐跟他回去，并保证再不会打骂她。母亲劝姐再给陈一次改过的机会，并叮嘱：“他若再动手你马上回来。”过了十来天，姐哭着回来对娘说，陈又赌输了钱，抱着陪送她的一条绸缎被子去抵押赌债。她拽着被子，死也不放。陈气急败坏，将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又把姐劈头盖脸打一顿。姐泣不成声地说：“不跟他过了。”母亲说：“跟他散。人被打成这样，人要紧，离婚不丢人。”母亲——一个封建婚姻的奴隶，为女儿,，她豁出去了。她冲破封建思想的羁绊，为女儿撑腰。不久四姐离婚，逃出火坑。
三姐婆家离我家很近，有时我在街上玩，不知不觉就跑到她家。有一次去看三姐，她躺在床上，脸色不好，时而咳嗽，我要走的时候，她从抽屉拿出一个手绢，手绢里面包着二个杏儿，她悄悄塞到我口袋，小声说：“回家再吃，别让婆婆看见，是林偷偷给我买的。”回家我报告了母亲，她当即去看望三姐，买了水果，烙几个烧饼。
母亲看见三姐满脸病容，身体孱弱，发着低烧，偶尔咳嗽，痰里带血丝，屋里昏暗凌乱。母亲坐在三姐身边，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姐回答：“医生看过，每天吃药。婆婆看我实在干不了活，也不使唤我了。林本想在家里照顾我，公公却催促他到店里上班。”
三姐的眼泪顺着眼角滴落在枕头上。母女有说不完的话，母亲劝说；“回咱家休养一段时间吧，在婆家太抑郁。”她婉言谢绝，她知道娘家人口多，生活艰难，不忍心给娘家增加负担。天黑了，母女依依惜别。
后来隔三差五母亲、哥哥、嫂子轮流去看望，三姐的病情不见好转，后来竟高烧不退，医治无效，肺结核夺去她年轻的生命。
三姐走了，母亲好像丢了魂，整日懵懵懂懂。
四姐经常哭哭啼啼，婚姻失败，又失亲人，伤心至极。细心的嫂子提醒母亲，说四姐的身体有问题，并劝慰道：“你也不能这样伤心不已，你的情绪影响全家。”母亲仔细观察四姐，她两颊绯红，早晨干咳，倦怠无力。四姐，同二姐、三姐的病症相似。母亲心里害怕，很快就带四姐去看医生。诊断是肺痨，给开了一些中药。连服数日病情不见好转。母亲打听到一位西医，又带四姐去看病。医生说从外国进口一种叫链霉素的针剂效果很好，只是价格昂贵。且要打几个疗程。母亲回家跟哥哥嫂子商量，大家一筹莫展，没钱呀，刚强的从不轻易求人的母亲为女儿治病四处告借贷。厚道的亲戚朋友熟人，卖粮食凑钱借给母亲。
母亲带着四姐，怀里揣着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一些钱去看西医。医生给四姐看过病，母亲把钱一分不剩全给了医生，医生说；“钱只够买五支药，还缺三角钱。”医生出于同情，免了三角钱，给了五针,，叮嘱每天打一针。打了五针，四姐的低烧退了，咳嗽轻了。没钱买针剂，依旧买便宜的中药断断续续吃，而病情时轻时重。
家里养着一头猪，原来打算年底卖一些，再留下一些，一家人过年解解馋。可是四姐的病只有西药疗效显著，那药贵呀，哪儿去弄钱？于是母亲与哥嫂盘算，年底把猪宰了，留下半个猪头一副下水，其余的卖成钱给四姐买链霉素治病。
可惜四姐没能等到年底，突发高烧，几天后病逝。母亲捶胸顿足拍着她的棺材：“你怎么没等一等啊，娘没能救你呀。”母亲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后悔自责。其实解放前和刚解放时肺结核俗称肺痨，就是不治之症。母亲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是二十刚出头死于肺结核。母亲多少心血，多少辛劳，多少期盼都化为乌有，她的心碎了。
三十二阶级烙印
从土改到八十年代初，几十年间人们被家庭出身影响着，从小学生到耄耋老人无一例外。动辄填表格，其中必有家庭出身一栏。什么出生登记表，升学、入学登记表，招工、工作简历表，各种运动调查表，等等。仅从出身一栏，便把人分成好坏两类，红与黑。各部门头头们只需一看你填的表格，就知道你身上的“阶级烙印”，对你的态度马上分明：对出身“好”的重视；对出身“不好”的歧视。
填表时出身不好的大多坐在角落里，他们头不敢抬，如坐针毡，芒刺在背。把表格工工整整填写完毕，然后低头用眼角的余光窥视左右，乘无人注意时，把表悄悄放到头头的办公桌上，塞到其他人表格的中间，惟恐被人看见。惟恐被更多的人歧视。
“出身不好”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所谓“不好”并非祖上无德，也非本人作恶，他们中大部分辛苦经营，勤俭持家，攒下一份殷实家业，因而被入“另册”。
六十年代初考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志愿表后附一张政审表，出身成分，父母亲属工作，有无历史问题。家庭成分高或家庭成员有历史问题一类院校一律不得录取，不管成绩考的多好，只能上部分二类和三类院校）。“阶级烙印”几代人的精神枷锁，不敢说不敢动，学习再努力工作再积极，都是白瞎。正像一幅对联写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
三十三婆婆亲娘
嫂子是个多产母亲。三十多岁，五个孩子。母亲常说：“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得小心伺候。”嫂子坐月子期间，母亲对她限制很多：不许用冷水，不许用扇子，不许下地。嫂子闲不住，想在床上做点针头线脑的小活，母亲数落道：“月子用眼多，以后眼就不好。一年到头没有闲，月子里什么活也不许干。你就给我乖乖地休息。”母亲伺候得很周到。嫂子坐月子没有落下毛病，她生了七个孩子，母亲伺候了七个月子。
一家人为吃饱肚子发愁。母亲想到做些小孩的衣服鞋帽到集市上卖，挣点钱补贴家用。小孩的衣帽用料少，投资小，主要是功夫和手艺。母亲做老虎头造型的小孩帽子，好看又实用。我曾经跟母亲一块儿去赶会赶集。到集市找个热闹的地方，解开包裹，把包裹布铺在地上，摆上鞋帽衣服就算是小摊位，人守着小摊席地而坐。
第一次摆摊，眼巴巴看着过往行人，无人问津。等到中午有一个人讨价还价买走一顶帽子。母亲买一张油饼，分成两半，一半递给我，另一半她原封包好，留着回家给长孙金锁。母亲饿着肚子，我吃了个半饱。等到下午又卖了一双鞋，我们收摊走十多里路回家。到家母亲悄悄把大孙子拉到一边，递给他那半块油饼，母亲看着孙子香甜地吃完油饼，喜欢地摸摸他的头。
我认为母亲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她把孙子看得比我金贵。母亲并不认可，她另有一番道理：“婆媳关系很敏感，处理好了，亲同母女，处理不好，行同陌路，甚至争争吵吵。你是娘的亲生，不会计较。媳妇、孙子、孙女跟我隔了一层，我要加倍关爱他们，嫂子有时也偏爱你，一家人父慈子孝，婆媳和睦，穷也温暖。”
嫂子的寡母常住我们家，老太太早年被绑匪绑票急瞎眼，行动不便，我母亲没有半点嫌弃，经常热情地搀扶帮助，亲切地拉家常，母亲为人厚道周全，老太太没有感到寄人篱下，反觉得多了一位知己。
市里新建一个鸡蛋制品加工厂，招聘打鸡蛋的女工。母亲报名参加了工作。工厂三班倒，计件工资。母亲在第一车间上班，车间里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长条桌案，一排排长条凳子。工人们坐在长凳上，面前长条桌案上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盆子，一个盛蛋清，一个盛蛋黄，旁边放一小筐鸡蛋。工人用右手磕开鸡蛋，左手迅速伸开，让蛋清从指头缝隙流到手下的盆中，蛋黄被麻利地甩进旁边另一个盆子里。为了多干活多挣钱，母亲每天第一个来到车间，下班时最后一个收工。母亲干活动脑筋肯吃苦，工作不长时间她就摸索到一套规律，找到窍门，她活干得又快又好，钱挣得比别人也多。领了工资母亲总惦着买块布，给孙子孙女做件衣服，给嫂子一点儿零花钱。她自己不舍得花，剩下的钱攒起来，过年过节时给家里买一袋白面。母亲被评为操作能手，加入工会，成为正式工人。要不是一场病，她说不定会成为当地最早的劳动模范呢。
三十四识字打工
五十年代初一些街道办起扫盲班，旨在给没机会上学的年轻人补习文化，摘掉文盲的帽子。母亲积极报名参加。班上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母亲四十多岁，学习的积极性比年轻人还高，从不缺课，不迟到，放学时学员们急着回家，她往往留下来向老师请教不懂不会的问题，学习非常刻苦。如果上班和上学时间冲突缺课，她一定想办法把功课补上。母亲习字本、造句本、作文本、算草本一应俱全，都是买白纸自己裁剪整齐，用白线装订的。她精心做了一个有三夹层的书包，把书、本、铅笔文具分别放在每层里。只要有空她就写，就练。很快她在班上成了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是最老的学生。她克服种种困难，一年后摘掉了文盲帽子，能看一般的书报，实现了她多年渴求知识文化的愿望。
母亲刚毅顽强的性格，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过很多年轻人。记得有一次，晚饭后下起雷阵雨，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上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劝她暴雨过后再去，她不听，头上顶着一块雨布，背着书包，打着手电筒向风雨中走去。老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站在教室里，看看空荡荡的教室，再看看窗外黑洞洞的天空，大雨如注，心想：“今晚不会有人来上学了。”
当母亲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雨水顺着衣服滴答着走进教室时，老师被这个老学员感动了。马上开讲。这堂课虽然只有一位学员，老师讲课依然一丝不苟，准点上课，按时下课。那次小老师还把老学生送回家。
第二天母亲发起了高烧，重感冒一个月，继而引发心脏病，又卧床一个多月。嫂子伺候在床前。母亲的病渐渐好起来，但是从此患上心脏病，不能从事正常工作。工厂给结算了工资，母亲从此结束了工人生涯，只有一张工会会员证保留了多年，留作纪念
三十五雪中送衣
五姐十六岁考入纱厂，是细纱车间挡车工。一个班工作八个小时，手脚不停地在纱锭前转来转去，相当于走八十里路。姐姐工作繁重，母亲尽量让她吃好穿暖。一年冬天连着下了几天大雪，气温骤降。母亲给姐姐做一件棉大衣，让我趁中午不上课的时间给她送去。母亲不知道纱厂具体位置，只告诉我出家门向北走，见到大路向东拐，一直向东大约五六里地。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门。地上皑皑白雪，足有一尺厚，背阴的地方看不见路，向阳的地方雪已经开始融化，道路泥泞。路上行人稀少。我一路打听，小心地踏着泥泞前行。不一会儿，鞋里灌满了泥水。走着走着棉裤也湿了半截，脚冻麻了，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北风呼呼地刮着，像刀子拉在脸上一样。我咬牙坚持前行。好不容易又遇到一位行人，向他打听路，他说：“继续向前走，路两边就没有建筑物了。再向前走，看到几幢楼房就是纱厂。”他还关心地问我：“几岁了？”“十一岁。”“抱的什么？”“给姐姐送的棉大衣。”“我帮你穿上，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用手按着不会弄脏的。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看你冻成这样，见到姐姐你就冻僵了。”“不。”我想：“母亲带病做这件大衣不容易，姐姐上班很累挣钱养家，对家庭作贡献。我上学，我不重要。这件棉衣我一定完好地送到姐姐手里。”我本能地挪动双脚继续前行。到纱厂门口，门卫不让进，我跟他讲我家离厂子好几里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看见我冻得脸色发紫，说话上下牙打架，嘴打哆嗦。他检查一下包袱就放我进去了。听到他在我身后说：“这小孩，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我心里说：“你别当我是小傻子。你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我怎么舍得穿姐姐崭新的棉大衣呢。”
我迈动失去知觉的双脚继续前行。到了宿舍楼我挨门打听，终于到了姐姐住的集体宿舍，可是她没在。热心的工友一会儿就把她找来了。姐姐看见我一副快冻僵的样子，眼圈一下就红了。她急忙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让我脱掉棉裤把腿伸到被窝里。给我吃了点东西，喝点热水。待我的腿脚暖和些，下午上学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心想“迟到总比旷课好。”我必须赶快回去，姐姐再三嘱咐路上要小心。
二十六 扫地出门[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