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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扫地出门[2/2页]

继母情深 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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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一座青石牌坊,是清末一个皇帝钦定建成,伯父是殿试进士。上面雕刻祥云,下面是兽墩。门前还有一根旗杆,专供过往官员敬拜。有一年一位赴京上任的官员住在我家,夜间上厕所,突发心梗,被发现时已经气绝身亡。这个事件惊动官府,惊动京城,经法医验尸,老爷爷几次被叫到官衙查问,官府向保甲乡绅邻里了解,确实我家世代书香,老实本分,排除嫌疑,有惊无险,生活才又复平静
      解放后旗杆不知去向,青石牌坊被推倒路边。五零年左右的一天,我跟着一群孩子看热闹,妇女主任家正在挖根基盖房,看到石牌坊几个人被拦腰砸断,抬放到她家刨好的地槽里,当房根基啦。街坊纷纷议论:“妇女主任算啥?霸道!绝后了吧。”那时没有儿女被人笑话。现在她家的房子已经翻盖成小楼,不知石牌坊还在底下安恙呼?
      三十一香消陨灭
      母亲有病养伤期间,三姐经常来看望,不过来去匆匆,人也日渐消瘦。母亲病好一些,不放心,就让我去她婆婆家看看,她家离我家不远。一次我去了,看见三姐和她妯娌一起推碾子碾米,一头毛驴在旁边悠闲地吃草,又一次我去的时候,看见姐姐正在磨面,毛驴在前面拉,她在后面推,她婆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儿。我看了很气愤,大声对她婆婆说:“妇女解放了,翻身了,你还把我姐当牛马使唤?”她说:“怕把牲口累坏了。”我说:“牲口比人还重要?”“你小孩子不懂。莲,你妹妹来了,你回屋歇会儿吧。”回到姐姐屋里,我说:“别怕你婆婆。新社会虐待媳妇就该斗争她。”姐姐以赞赏的目光看着我,摸摸我的头,叹息一声。我明白了姐姐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回家后我把这些事告诉母亲,母亲黯然神伤。不过她还是夸奖了我;“你敢为姐姐说话,是个大胆的孩子。”这也是我最早的维权意识。
      四姐绵十八岁,也到了婚嫁的年龄。新的婚姻法刚颁布,婚姻自由,母亲鼓励姐姐自由恋爱,可是她性格内向,胆怯,不爱说话。母亲托熟人帮忙,一位熟人间接认识一位卖布匹的陈姓小伙子。他人长得标致,家在县里,父母亡故。我母亲哥嫂反复商量,觉得男方没有父母,家庭关系不复杂,不会受婆婆的气,条件有利有弊,就答应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陈看到四姐文静老实。四姐看到陈能说会道,潇洒帅气,只是有点贫嘴。
      陈满意四姐,追着介绍人要求到我家看望,母亲征求四姐的意见,她也说不出什么。于是介绍人陪着,陈带着礼物登门。后来陈送给四姐几块布料,可是母亲心里不塌实,她觉得,陈摆个流动的卖布摊子,经常在外,又没父母管教,靠得住吗?四姐的性格像她的名字一样绵软,婚后她会受欺负吗?于是母亲找一个亲戚做伴,扭动着一双小脚,步行几十里到陈的老家打听。了解到他是独子,父母早亡,几年前就到城里去了,别的情况人家都不了解。母亲一去一回用了两天时间,脚上磨起泡,人也累得像散了架,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才缓过劲儿来。后来陈在饭店请介绍人和我哥哥等人吃饭,就算订亲了。
      这桩婚事四姐拿不定主意,母亲还在犹疑。男方特别积极主动,介绍人一再撮合,最后就算定了。选择吉日登记结婚。四姐结婚时我家很困难,买不起嫁妆,母亲愁得屋里屋外转悠,借钱?借钱容易,还钱难。夜里,她突然想起姥爷有几件瓷器,或许可以变卖。
      一大清早,母亲匆匆忙忙跑到姥姥家商量,想把姥爷的彩瓷八仙过海八尊神像卖一尊。姥姥勉强同意,母亲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偷偷跑到古玩店,老板一看是清代瓷器,价钱给的不菲。母亲喜不自禁,很快给四姐买了绸缎被褥、几套新衣。婚礼那天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男方雇两辆人力车,新郎把四姐接走了。
      新婚燕尔陈对绵热情礼貌。新鲜两个月后,陈的恶习逐渐暴露。他油嘴滑舌,吹牛撒谎,识字不多,喝酒吸烟。卖布匹赚了钱,就大吃大喝赌钱;赔了钱回家找茬打骂老婆。起初四姐也反抗,但反抗的结果招来更恶毒的辱骂,更凶狠的毒打,她只好逆来顺受。四姐回娘家总是满面愁容。母亲问她,她回答:“没事。”有一天她又被打得满脸伤,实在忍受不了,没办法跑回娘家。母亲在给姐姐脸上涂药水的时候,看到她头上一个个血疙瘩,掀开衣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新伤连着旧伤。母亲的眼泪簌簌落下,一把搂住四姐说;“孩子,你怎么忍受的呀!”四姐放声大哭,诉说了陈虐待她,打骂她的一桩桩一件件恶行。母亲说:“不回去。就在娘家住。”过了一些日子陈来我家赔礼道歉,要求四姐回去,她不答应,母亲也断然拒绝。陈蔫蔫地走了。姐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陈来了四五趟,央求母亲劝四姐跟他回去,并保证再不会打骂她。母亲劝姐再给陈一次改过的机会,并叮嘱:“他若再动手你马上回来。”过了十来天,姐哭着回来对娘说,陈又赌输了钱,抱着陪送她的一条绸缎被子去抵押赌债。她拽着被子,死也不放。陈气急败坏,将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又把姐劈头盖脸打一顿。姐泣不成声地说:“不跟他过了。”母亲说:“跟他散。人被打成这样,人要紧,离婚不丢人。”母亲——一个封建婚姻的奴隶,为女儿,,她豁出去了。她冲破封建思想的羁绊,为女儿撑腰。不久四姐离婚,逃出火坑。
      三姐婆家离我家很近,有时我在街上玩,不知不觉就跑到她家。有一次去看三姐,她躺在床上,脸色不好,时而咳嗽,我要走的时候,她从抽屉拿出一个手绢,手绢里面包着二个杏儿,她悄悄塞到我口袋,小声说:“回家再吃,别让婆婆看见,是林偷偷给我买的。”回家我报告了母亲,她当即去看望三姐,买了水果,烙几个烧饼。
      母亲看见三姐满脸病容,身体孱弱,发着低烧,偶尔咳嗽,痰里带血丝,屋里昏暗凌乱。母亲坐在三姐身边,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姐回答:“医生看过,每天吃药。婆婆看我实在干不了活,也不使唤我了。林本想在家里照顾我,公公却催促他到店里上班。”
      三姐的眼泪顺着眼角滴落在枕头上。母女有说不完的话,母亲劝说;“回咱家休养一段时间吧,在婆家太抑郁。”她婉言谢绝,她知道娘家人口多,生活艰难,不忍心给娘家增加负担。天黑了,母女依依惜别。
      后来隔三差五母亲、哥哥、嫂子轮流去看望,三姐的病情不见好转,后来竟高烧不退,医治无效,肺结核夺去她年轻的生命。
      三姐走了,母亲好像丢了魂,整日懵懵懂懂。
      四姐经常哭哭啼啼,婚姻失败,又失亲人,伤心至极。细心的嫂子提醒母亲,说四姐的身体有问题,并劝慰道:“你也不能这样伤心不已,你的情绪影响全家。”母亲仔细观察四姐,她两颊绯红,早晨干咳,倦怠无力。四姐,同二姐、三姐的病症相似。母亲心里害怕,很快就带四姐去看医生。诊断是肺痨,给开了一些中药。连服数日病情不见好转。母亲打听到一位西医,又带四姐去看病。医生说从外国进口一种叫链霉素的针剂效果很好,只是价格昂贵。且要打几个疗程。母亲回家跟哥哥嫂子商量,大家一筹莫展,没钱呀,刚强的从不轻易求人的母亲为女儿治病四处告借贷。厚道的亲戚朋友熟人,卖粮食凑钱借给母亲。
      母亲带着四姐,怀里揣着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一些钱去看西医。医生给四姐看过病,母亲把钱一分不剩全给了医生,医生说;“钱只够买五支药,还缺三角钱。”医生出于同情,免了三角钱,给了五针,,叮嘱每天打一针。打了五针,四姐的低烧退了,咳嗽轻了。没钱买针剂,依旧买便宜的中药断断续续吃,而病情时轻时重。
      家里养着一头猪,原来打算年底卖一些,再留下一些,一家人过年解解馋。可是四姐的病只有西药疗效显著,那药贵呀,哪儿去弄钱?于是母亲与哥嫂盘算,年底把猪宰了,留下半个猪头一副下水,其余的卖成钱给四姐买链霉素治病。
      可惜四姐没能等到年底,突发高烧,几天后病逝。母亲捶胸顿足拍着她的棺材:“你怎么没等一等啊,娘没能救你呀。”母亲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后悔自责。其实解放前和刚解放时肺结核俗称肺痨,就是不治之症。母亲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是二十刚出头死于肺结核。母亲多少心血,多少辛劳,多少期盼都化为乌有,她的心碎了。
      三十二阶级烙印
      从土改到八十年代初,几十年间人们被家庭出身影响着,从小学生到耄耋老人无一例外。动辄填表格,其中必有家庭出身一栏。什么出生登记表,升学、入学登记表,招工、工作简历表,各种运动调查表,等等。仅从出身一栏,便把人分成好坏两类,红与黑。各部门头头们只需一看你填的表格,就知道你身上的“阶级烙印”,对你的态度马上分明:对出身“好”的重视;对出身“不好”的歧视。
      填表时出身不好的大多坐在角落里,他们头不敢抬,如坐针毡,芒刺在背。把表格工工整整填写完毕,然后低头用眼角的余光窥视左右,乘无人注意时,把表悄悄放到头头的办公桌上,塞到其他人表格的中间,惟恐被人看见。惟恐被更多的人歧视。
      “出身不好”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所谓“不好”并非祖上无德,也非本人作恶,他们中大部分辛苦经营,勤俭持家,攒下一份殷实家业,因而被入“另册”。
      六十年代初考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志愿表后附一张政审表,出身成分,父母亲属工作,有无历史问题。家庭成分高或家庭成员有历史问题一类院校一律不得录取,不管成绩考的多好,只能上部分二类和三类院校)。“阶级烙印”几代人的精神枷锁,不敢说不敢动,学习再努力工作再积极,都是白瞎。正像一幅对联写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
      三十三婆婆亲娘
      嫂子是个多产母亲。三十多岁,五个孩子。母亲常说:“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得小心伺候。”嫂子坐月子期间,母亲对她限制很多:不许用冷水,不许用扇子,不许下地。嫂子闲不住,想在床上做点针头线脑的小活,母亲数落道:“月子用眼多,以后眼就不好。一年到头没有闲,月子里什么活也不许干。你就给我乖乖地休息。”母亲伺候得很周到。嫂子坐月子没有落下毛病,她生了七个孩子,母亲伺候了七个月子。
      一家人为吃饱肚子发愁。母亲想到做些小孩的衣服鞋帽到集市上卖,挣点钱补贴家用。小孩的衣帽用料少,投资小,主要是功夫和手艺。母亲做老虎头造型的小孩帽子,好看又实用。我曾经跟母亲一块儿去赶会赶集。到集市找个热闹的地方,解开包裹,把包裹布铺在地上,摆上鞋帽衣服就算是小摊位,人守着小摊席地而坐。
      第一次摆摊,眼巴巴看着过往行人,无人问津。等到中午有一个人讨价还价买走一顶帽子。母亲买一张油饼,分成两半,一半递给我,另一半她原封包好,留着回家给长孙金锁。母亲饿着肚子,我吃了个半饱。等到下午又卖了一双鞋,我们收摊走十多里路回家。到家母亲悄悄把大孙子拉到一边,递给他那半块油饼,母亲看着孙子香甜地吃完油饼,喜欢地摸摸他的头。
      我认为母亲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她把孙子看得比我金贵。母亲并不认可,她另有一番道理:“婆媳关系很敏感,处理好了,亲同母女,处理不好,行同陌路,甚至争争吵吵。你是娘的亲生,不会计较。媳妇、孙子、孙女跟我隔了一层,我要加倍关爱他们,嫂子有时也偏爱你,一家人父慈子孝,婆媳和睦,穷也温暖。”
      嫂子的寡母常住我们家,老太太早年被绑匪绑票急瞎眼,行动不便,我母亲没有半点嫌弃,经常热情地搀扶帮助,亲切地拉家常,母亲为人厚道周全,老太太没有感到寄人篱下,反觉得多了一位知己。
      市里新建一个鸡蛋制品加工厂,招聘打鸡蛋的女工。母亲报名参加了工作。工厂三班倒,计件工资。母亲在第一车间上班,车间里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长条桌案,一排排长条凳子。工人们坐在长凳上,面前长条桌案上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盆子,一个盛蛋清,一个盛蛋黄,旁边放一小筐鸡蛋。工人用右手磕开鸡蛋,左手迅速伸开,让蛋清从指头缝隙流到手下的盆中,蛋黄被麻利地甩进旁边另一个盆子里。为了多干活多挣钱,母亲每天第一个来到车间,下班时最后一个收工。母亲干活动脑筋肯吃苦,工作不长时间她就摸索到一套规律,找到窍门,她活干得又快又好,钱挣得比别人也多。领了工资母亲总惦着买块布,给孙子孙女做件衣服,给嫂子一点儿零花钱。她自己不舍得花,剩下的钱攒起来,过年过节时给家里买一袋白面。母亲被评为操作能手,加入工会,成为正式工人。要不是一场病,她说不定会成为当地最早的劳动模范呢。
      三十四识字打工
      五十年代初一些街道办起扫盲班,旨在给没机会上学的年轻人补习文化,摘掉文盲的帽子。母亲积极报名参加。班上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母亲四十多岁,学习的积极性比年轻人还高,从不缺课,不迟到,放学时学员们急着回家,她往往留下来向老师请教不懂不会的问题,学习非常刻苦。如果上班和上学时间冲突缺课,她一定想办法把功课补上。母亲习字本、造句本、作文本、算草本一应俱全,都是买白纸自己裁剪整齐,用白线装订的。她精心做了一个有三夹层的书包,把书、本、铅笔文具分别放在每层里。只要有空她就写,就练。很快她在班上成了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是最老的学生。她克服种种困难,一年后摘掉了文盲帽子,能看一般的书报,实现了她多年渴求知识文化的愿望。
      母亲刚毅顽强的性格,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过很多年轻人。记得有一次,晚饭后下起雷阵雨,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上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劝她暴雨过后再去,她不听,头上顶着一块雨布,背着书包,打着手电筒向风雨中走去。老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站在教室里,看看空荡荡的教室,再看看窗外黑洞洞的天空,大雨如注,心想:“今晚不会有人来上学了。”
      当母亲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雨水顺着衣服滴答着走进教室时,老师被这个老学员感动了。马上开讲。这堂课虽然只有一位学员,老师讲课依然一丝不苟,准点上课,按时下课。那次小老师还把老学生送回家。
      第二天母亲发起了高烧,重感冒一个月,继而引发心脏病,又卧床一个多月。嫂子伺候在床前。母亲的病渐渐好起来,但是从此患上心脏病,不能从事正常工作。工厂给结算了工资,母亲从此结束了工人生涯,只有一张工会会员证保留了多年,留作纪念
      三十五雪中送衣
      五姐十六岁考入纱厂,是细纱车间挡车工。一个班工作八个小时,手脚不停地在纱锭前转来转去,相当于走八十里路。姐姐工作繁重,母亲尽量让她吃好穿暖。一年冬天连着下了几天大雪,气温骤降。母亲给姐姐做一件棉大衣,让我趁中午不上课的时间给她送去。母亲不知道纱厂具体位置,只告诉我出家门向北走,见到大路向东拐,一直向东大约五六里地。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门。地上皑皑白雪,足有一尺厚,背阴的地方看不见路,向阳的地方雪已经开始融化,道路泥泞。路上行人稀少。我一路打听,小心地踏着泥泞前行。不一会儿,鞋里灌满了泥水。走着走着棉裤也湿了半截,脚冻麻了,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北风呼呼地刮着,像刀子拉在脸上一样。我咬牙坚持前行。好不容易又遇到一位行人,向他打听路,他说:“继续向前走,路两边就没有建筑物了。再向前走,看到几幢楼房就是纱厂。”他还关心地问我:“几岁了?”“十一岁。”“抱的什么?”“给姐姐送的棉大衣。”“我帮你穿上,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用手按着不会弄脏的。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看你冻成这样,见到姐姐你就冻僵了。”“不。”我想:“母亲带病做这件大衣不容易,姐姐上班很累挣钱养家,对家庭作贡献。我上学,我不重要。这件棉衣我一定完好地送到姐姐手里。”我本能地挪动双脚继续前行。到纱厂门口,门卫不让进,我跟他讲我家离厂子好几里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看见我冻得脸色发紫,说话上下牙打架,嘴打哆嗦。他检查一下包袱就放我进去了。听到他在我身后说:“这小孩,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我心里说:“你别当我是小傻子。你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我怎么舍得穿姐姐崭新的棉大衣呢。”
      我迈动失去知觉的双脚继续前行。到了宿舍楼我挨门打听,终于到了姐姐住的集体宿舍,可是她没在。热心的工友一会儿就把她找来了。姐姐看见我一副快冻僵的样子,眼圈一下就红了。她急忙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让我脱掉棉裤把腿伸到被窝里。给我吃了点东西,喝点热水。待我的腿脚暖和些,下午上学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心想“迟到总比旷课好。”我必须赶快回去,姐姐再三嘱咐路上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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