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在鸣沙山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公元1900年夏天的一天，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16窟甬道时发现了藏经洞。!22ff
四十多年后的重庆，一场张大千敦煌壁画摹本展轰动了整个山城，也“震动”了一个年轻人的心。
“当时引起轰动，不仅仅是因为张大千的名声大，更主要的是这些张大千在敦煌面壁近三年的得意之作使人们大开眼界，包括学美术出身的段文杰。”一书作者雒青之说，1994年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和段文杰先生有过深入交谈，记得段先生说当时展览会的门票一张是50元法币，还得早早地步行十余里路排长队才能买到票。
“蓦地，段文杰就产生了到敦煌去的念头，而且，有了这个念头，他就恨不得立马奔到敦煌。”雒青之说。
殊不知，此时，千里之外的敦煌也正经历一次“震动”。
“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成立一年之久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面临着被撤销的境况。”雒青之说这件事尤其对两个人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常书鸿，另一个就是段文杰。“当时的段文杰身在重庆，从有了到敦煌去的念头后，他似乎迫不及待了，刚一毕业就约了三位同学，又从一位同学处借了点路费就跑出来了，直接从重庆到兰州，准备由兰州到敦煌。”
对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撤销的消息，段文杰先生到兰州后也有所闻，随后他从敦煌来的画家董希文那里得到确认——“教育部确实打算撤销”，董希文他们都不想继续留在那里了，要返回原来的地方去。
送走董希文不久，段文杰见到了来兰州的常书鸿。
“我向他说明要去敦煌的愿望。常书鸿说‘现在有人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落实一下，我主张办下去，我去活动活动，如果继续办，我就回来。你现在去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不如在兰州等候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到敦煌去。听了常书鸿的话，我就决定等一等，不过我也在想，如果政府继续办，当然很好，如果真办不了，那我也不能半途而废，我一个人也要去一趟。”段文杰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后来的结果是，等了快一年，段文杰等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办的消息，也等来了常书鸿先生。
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一颗寻梦者年轻而狂热的心向敦煌进发了……
敦煌学耆宿
从藏经洞发现到今天，敦煌已走过了百年，对中国人来说，百年敦煌的前40年是一部西方列强肆意掠夺的耻辱史。40年后，一群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的殉道者来到这里，他们担当起保护敦煌再铸辉煌的使命，他们为百年敦煌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79岁的关友惠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退休前，他是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所长。
“那是女儿关晋文临摹段先生的。段先生研究性的复原临摹古本具有非常大的文物价值，如果现在没有了这个古本，那么意味着这个原作就此消失了。要知道不是每一件临本都具有文物价值。”1953年从西安美院美术系毕业后，关友惠被分配到了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现在，他的女儿关晋文在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段先生临摹的这幅壁画是第130窟，属于盛唐时期的，可以说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这个窟是属于第一流的洞窟，隋唐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共建洞窟近400个，大大超越了前代，而且其塑像壁画的精美程度从总体艺术性上来看，其他建窟朝代难以望其项背。而这个第130洞窟就是放在隋唐建的这些洞窟中，依旧是少有的第一流作品。”关友惠说因为第130窟在最底层，曾被水泡过，洞窟受潮，脱落漫漶之处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进一步模糊湮灭，段文杰的临摹是一次抢救性的保护。“50年后的现在，即使到洞窟也看不到了。”
关友惠到敦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段文杰。关友惠说，当时常书鸿所长去新疆考察了，“那时候，但凡常书鸿先生不在，所里的一切就委托段先生主持。”关友惠说，段文杰安排他们这些新分配去的学生吃了晚饭。“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临摹壁画。他的这个是1955年完成的。”
敦煌研究院考古所研究员王惠民则直接表示是段文杰先生临本的巅峰之作。“评定一件临本有不少标准，如绘画性、文物性和创造性，可以说这件作品在完全达到这些标准的同时，复原了原作的本来面貌。复原临摹的要求非常严格，段先生在进行研究对比的同时，对原作形象不清楚的地方，就从其他相似且保存完整的地方找根据，并反复考证再将其补全。”王惠民说，段先生一生的临本不少，而他的临本也被业界评价为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最高水平。
“中国画以线造型，线描是敦煌壁画的主要
段文杰的矢志不移[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