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语言，5年国立艺专的训练，让段先生的绘画功力，特别是他的线描功力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我看来，即使现在，我也看不出来有人能超过他的线描功力。”关友惠说。
某种程度上，关友惠认为，段文杰最突出的成就还不是他的临本水平，而应该是他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山劈路起到“领路人”的作用。
“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可以说是处于零散状态，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里面临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才起到了保护作用。应该说常书鸿先生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关友惠说，但是一切也仅仅止于保护而已，无论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解放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十几年来它所研究的重点在临摹方面，这是因为当时宣传介绍敦煌艺术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临摹展览，那时的摄录技术还不足以反映敦煌艺术博大精深的真实面貌。而临摹也是美术家学习借鉴民族传统艺术和深入研究石窟艺术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步骤，另外一个原因是，所里也缺少敦煌学领域的考古、文史、语言、宗教等各门类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因此，除了一些出版时写点笼统介绍性文章外，缺乏分门别类细致深入的研究。所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法、英、美等国的学者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中国大陆敦煌学的研究却处于在十多年的空白落于人后的境况中。”
在这一点上，77岁的李正宇研究员持有和关友惠相同的看法。“他为振兴我们国家的敦煌学挑了个头。”1958年尚未从北大毕业的李正宇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新疆一个县中学教书，在为学校培养了几个北大生之后，成了县上的“宝贝”，所以在他时隔多年回北大领取迟到的毕业证时，无意间在上看到了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面向全国发的征聘启事，写信应征成功后，却被新疆这边压着不放人。“还是后来段文杰先生利用中央一个领导人到研究所视察的机会，把我的事汇报后才调到敦煌的。”
不过，从段文杰出任文物所所长后，关友惠笑言他们美术组的日子就再没“好过过”。“一个展览接一个，一个国际学术会接一个，繁重的任务都让我感觉烦了，因为除过负责临摹、展览，我们还要写些论文，因为开国际学术会，来参会的都有论文观点，你们主办者岂能没有？当时，段文杰先生带头写论文。”关友惠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那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打开敦煌学研究局面做着一点点的积累。“后来出的时候，一下子就‘冒出了那么多论文，之前在常书鸿先生时期，不是这样的。”
李正宇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和段文杰先生一行到台湾进行敦煌艺术展时所受到的高规格的礼遇。“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先生、陈立夫先生都去看了艺术展，后来，蒋纬国先生还接见了我们并分别给段先生和我赠送了一个带收音机的小时钟。”李正宇说那时候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中国大陆敦煌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有一定的影响力了，他们这些“莫高窟人”走出之后都受到了欢迎和尊敬。
而在王惠民这样的年轻人看来，段文杰先生当院长10多年是敦煌研究院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创办，出版、‘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共6本大型画册，举办多次高质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最值得尊敬的是他自己坚持研究，将敦煌石窟上下一千的艺术发展按年代逐一研究，在服饰研究上也取得许多成就。我觉得段先生这一辈子对得起敦煌，对得起自己，不枉一生。”
敦煌精神
睡梦中，一个生命结束了。
“21日下午，他上床睡觉时，我一边听他低声说话，一边摸了一下他的脉搏，心跳每分钟60多次，我想还好。我和妻子在边上坐着，他渐渐地睡着了，呼吸声也越来越微弱……”在儿子段兼善的守护中，段文杰先生溘然长逝。
是否在梦中，段文杰，这位为敦煌而生的“莫高窟人”又一次梦见了他熟悉的那九层楼上窟檐的铁马悬铃声……“那一个夜晚，我独自坐在林中，风吹过来的时候，树林发出沙沙声，特别是银白杨，它的叶子会在风中相互拍打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在沙沙的风声中，遥望孤寂的星空……”就如他在回忆录里描写的，“那一刻，就像孤寂的星空一样”，段文杰也是孤寂的。
在九层楼那清脆而悠远的铁马悬铃声中，走过了一代代人的身影，在这一代代人身上透射着一种敦煌精神……
骑在骆驼上的常书鸿，穿的还是留学法国时巴黎的时尚西装，他知道他要来的是个怎样的地方，但他还是来了，放弃了亲人，忍受了分别之苦；坐着卡车，年轻的段文杰从富庶的巴蜀之地义无反顾地来了……这样的身影太多了，还有樊锦诗、史苇湘，还有李其琼、孙纪元、万庚育……
1月25日早上，关友惠到华林山去了，送老友最后一程，李正宇没去，让儿子代他去了。“段先生肯定是要葬到敦煌去了，他曾说过要埋骨敦煌，敦煌的那一块墓地还是他给弄起来的，我楼上的老史也在那里。段先生他们那些人是对敦煌有真感情的，这份感情也让他们能把一辈子都留在那里，也只有‘睡在敦煌，他才会睡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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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杰的矢志不移[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