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着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
中华文化五千年，人文智慧耀东方。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为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付出毕生精力的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近日被评选为“2011中华文化人物”。22ff
“中华文化人物”评奖活动自2009年12月正式启动，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全球华人文化领域的人物评选，每年举办一次。“2011中华文化人物”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华侨城集团公司协办，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司承办。2011年12月14日在深圳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2011年一整年，有关敦煌的展览和讲座在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举办。73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早过了隐退的年纪，却依然扛着敦煌保护的大旗，奔走南北。她的名字已经和敦煌紧紧相连。
樊锦诗与敦煌莫高窟“厮守”将近50个年头，不离不弃。对这位把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她那斑白的头发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传奇。以身相许敦煌的樊锦诗说：“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钟情“墙壁上的博物馆”
樊锦诗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度过了近50个春秋。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着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身外的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钻进了另一座故宫博物院，觉得新鲜而充满了乐趣。从此她专心致志地投入学术调研活动中，全身心地潜入这座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中。终于有一天，她因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而出现了全身浮肿，晕倒在洞窟里……
樊锦诗说：“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当娇小体弱的樊锦诗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莫高窟前时，研究所的人们都感到意外和惊喜。自此，这个生长在上海、就读于北京的城市姑娘，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梦中寻找的地方敦煌，在大漠深处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来到饱受创伤的敦煌莫高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对莫高窟进行清理和保护。“当时有一篇作品，叫，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学法国，喝的洋墨水，居然把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生活放弃了，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时，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到一辆过路车。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3年后草稿刚刚完成，“特殊时期”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被打翻在地，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于是，她开始厌倦敦煌。恰在此时，她当工程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开敦煌，但整个“特殊时期”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特殊时期”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一份终生的事业。”
“嫁”给洞窟
就像一个纯情少女不肯割舍自己初恋的一样，当樊锦诗选择了敦煌这个意中的“”后，就再也不愿割舍“他”了。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樊锦诗说，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已经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
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呆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3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
樊锦诗的坚忍不拔[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