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彭金章到了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彭金章笑言自己“当时就像一个民工头”！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石窟令她牵肠挂肚
20世纪80年代初，古老的敦煌也终于盼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
敦煌像一块磁铁，吸引着这位执着追求的无私奉献者。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她还与人合作撰写，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以精美壁画和彩塑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1984年游客突破10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作过统计，每年从5月份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樊锦诗掐着指头算起账来：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呆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
樊锦诗积极探索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温总理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莫高窟在一天天变老，100年前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赛跑。这不但可以永久地记录下敦煌，而且通过先进技术打造的游客中心，我们将有可能吸引游客更多地停留在洞外参观，观赏效果却更好。这样既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传承文明的目的。”
“十大女杰”的薪火相传
樊锦诗说，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个“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个大的误区，就是让太多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建筑、商店等挤进来，破坏了遗产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敦煌莫高窟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专业，附属设施远离石窟景区。
樊锦诗说：“文物的保护不是一时之事，为了使文物得到长久有效地保护，使之能完整地、真实地留存后世，我们敦煌研究院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也极力促使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起来，这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规范了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管理等各项工作。比如，我们清点、迁移了保护区内的现代建筑，及时制止了一些在保护区范围内架电线杆子、引水等危害遗产环境保护的事件。”
石窟、壁画比较脆弱。“按照自然规律，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衰亡。特别是自元代以来的几百年，敦煌石窟就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各种人为的损坏、自然的损坏，使石窟得了不少‘病。我们有一支专门的科研保护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能够做到的只是让石窟艺术延年益寿。”樊锦诗说，最关键是做好日常工作，预防在先。“我们在莫高窟崖顶、窟前设立了3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要素连续监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洞里面的情况变化都是以数据说话，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莫高窟受邀在城市足迹馆和甘肃馆布展。成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很珍惜莫高窟艺术在故乡亮相的机会。经与上海世博局商定，选送1件五代至宋代时期的木雕六臂观音像、4件唐代彩塑和5件唐代写经共计10件珍宝入驻世博会，还复制了3个洞窟。
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敦煌的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曾有人说樊锦诗崇洋媚外，但这个认准了道路绝不回头的老太太，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事实证明，她坚持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说来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只知踏踏实实做事的樊锦诗当初发现这个事实也有些吃惊。多少年了，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她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与人争了多少回，可就是没想过要创什么之最。
樊锦诗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但她选拔人才有个标准：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她可以容忍年轻人有毛病，但不能容忍他不爱敦煌。一次，有个博士闹着要调走，樊锦诗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3天就办好了手续……
对于樊锦诗几十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她不骄不躁，平静如水。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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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的坚忍不拔[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