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可能因为王安石职位尚低，他的这首诗当时在宴会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映，不过，围绕王安石在这次赏花钓鱼宴上的表现，宋人的文字记载中却有另外一个故事。
据《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给每人面前放了一盘用金碟盛着的钓饵，王安石竟然拿起来吃完了。王安石这个举动被仁宗皇帝看见，第二天，宋仁宗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一个很狡诈的人，即使他误吃了钓饵，那吃一粒也就该停下来吧？可是他却都吃完了，这太不尽人情，并且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王安石写《日录》这本书，对先朝皇帝多有不敬之语，尤其是对仁宗，常说汉文帝不足取，心中对仁宗不满。而当时的大臣如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被安石诋毁等等。
《邵氏闻见录》这个记载，很难说不是那些对王安石心怀不满的人凭空杜撰。大名鼎鼎的王荆公即使再无知，也不至于把鱼饵当做点心吃掉。当然，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不是本书置评范围。不过此后不久，在韩琦和王安石之间发生的另一件不愉快，却应当是韩、王二人真正心中产生芥蒂的开始：
按朝廷以往惯例，宰相遇丧一律起复，也就是所谓“夺情”，亦不准宰相在家居丧，必须回来继续上班。宋仁宗嘉祐六年六月，仁宗皇帝下诏，起复居母丧的首相富弼为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实际上是让富弼继续担任首相。富弼坚辞不受，宋仁宗五次下诏起复，富弼五次拒绝。宋仁宗无奈，只好批准富弼在家丁忧期满。这意味着韩琦以副相和身份暂行首相职权的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就在这期间，不知道当时仁宗皇帝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下了一道“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的诏书，也就是说，宋仁宗取消了舍人院申校中书所下达条策中不恰当政策的权力。
知制诰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他上书仁宗皇帝说：朝廷这个做法，使舍人院没有了行使监督的职权，一切都听大臣所为，如果不是执政大臣想谋私利才要取消这种监督，那么朝廷就不应如此立法。现在朝中的局面是，性格懦弱的大臣不敢为陛下谨守法度，性格强悍的大臣则挟陛下令旨，按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谏官、御史，没有一个人敢违背其意思，臣实在为此感到害怕。
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王安石这话是意有所指，因为当时中书行使宰执职权的，除了韩琦没有别人。虽然王安石这道奏折并没有对仁宗皇帝产生什么影响，但韩琦心里却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不过我们找不到与此相关的资料而已。
宋仁宗嘉祐六年闰八月，仁宗皇帝下诏，对富弼后的中央内阁人事进行调整：
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韩琦，特授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枢密使、礼部侍郎曾公亮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至此，韩琦正式出任大宋帝国首相。
与朝中大臣们普遍辞让官职能多达七、八次的风气格格不入，韩琦对仁宗皇帝的任命只上了两次辞让表章之后，便欣然接受了首相一职，从此拉开了他两朝顾命，辅立宋英宗、宋神宗的帷幕。
韩琦接任首相，面对浩荡皇恩，竟然没有象别人那样一再辞让显示自己谦虚，对此朝廷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富弼服丧期满，韩公就要还他的首相职务，明知会如此结局，韩公为什么不坚辞首相职务，等待富弼呢？
对这样的议论，韩琦自有他朴忠、率直的见解：宰相这个职务岂能长期保持？等到富公服丧期满，韩琦那时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如果辞去昭文（首相）等待富公，那恰恰证明韩琦是想保持这个职务了。
第一百零七章[2/2页]